于是,教授的这幅画,就像一切开头不起眼的商品一样,立刻成了一朵迟开的洛阳牡丹花。
明显的第一反应,是由学院花钱出面,召开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美术界的头面人物几乎都请来了,大家围绕着这幅画,有的人在画前面转圈,有的在扭动脖子,有的在弯腰曲背,另外的则做沉思状。最后,艺协副主席和美院副院长相继发话了,说这是一幅货真价实的杰作,不但表现了教授一以贯之的画风,而且还体现了新时期下的新趋势、新转变。所以,又是一幅标志性的杰作。于是,其他各位领导七嘴八舌,也都说了一通。有的说这是中国美术界近年来少有的力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有的说教授的巨制让他想起凡·高以颜色为特征的创作分期;有的说教授作画风格的创新,表明了他艺术生命的新开始;有的马上补充,说教授由于学院的主动而卓越的安排,才使得他重获艺术青春……院长还自作聪明,解释说这画的意思就是“晚晴颂”。大家立刻鼓掌附和,声音震动得让从没见过如此场面的画架们直打哆嗦。
《花妖》17(2)
教授的绘画全属于高雅类型,一点也不媚俗。但是,教授并不一味批评媚俗,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他常常说的话是“不薄今人爱古人”。其实,许多国家的政治原则,在本质上就是庸俗的;就是偶尔高雅一下,也因为操作的方法和评价的体系的缘故,不免就给庸俗化了。近来,这种对高雅的利用和炒作无处不在,迫使人承认这是一种物质力量,更渗透着弥漫着巨大能量。单个的人,在这种物质力量面前显得很渺小,简直微不足道,包括创作者在内。所以,教授渐渐在内心发展出了一套理论: 只能凭心的召唤去创作,作品的价值、炒作和出路,与画家本人无关。也许,世界潮流就是如此?凡·高如此,林风眠何尝不是如此?教授自己承认,这无非又是一种犬儒理论,带有时代特征的犬儒理论。但是,教授相信,他的犬儒理论不是在画室里面摆摆造型,而是an unpleasant way of saying the truth——用一种不悦耳的方式道出真理。
可惜,当时教授本人并不在现场,学院领导的轮番宏论一概没有听见。傅萝苜因为要上班,就来了。她也只是躲在厚重的帘子后面,听着看着这些特别请来的不三不四的闲人,大讲不痛不痒的废话,花费不明不白的冤钱。心里想,教授如果在场,一定会皱眉头。傅萝苜记得,教授在作画时很少讲话。这很少的话当中,就有一句傅萝苜还受用在心里。
那是说,这幅画里所藏的感情,我自己也还没有理清楚;这幅画里所含的思想,我自己就更没有想明白。
教授还说过,一幅绘画就像一个人,如果画家可以离开这幅画,去过别样的生活,那画也就没有多大意思了。
所以,傅萝苜认定,这些人不过都是在瞎说一气。因为,这幅绘画并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这绘画只能是教授自己的。
也许,还有她傅萝苜的……
中国人对于新思想、新制度往往非常反感,拿得出五千年的古董理由。但是,对于新现象、新闲事却极端感兴趣。一时,学院里的特大新闻就是一条: 乔恒棠教授每天必定到画室来作画了。又据说,他每个星期就可以完成一幅。他画好一幅,就用一块蓝布盖好,而且在蓝布上都签上名。而正在创作中的画稿,则是用白布盖的。作品他从来不给人看,他的画室门禁森严,吃颜料的咪咪小虫子也别想混进去,除了傅萝苜。于是,傅萝苜一时也成了新闻人物。这点让傅萝苜在心里暗暗高兴。对于自己在学院的位置,这种局势肯定能够起到加固作用,她心里对教授极其感激。可教授又是那样不喜欢张扬,她就更加没有那种压在话语权底下的感觉了。
在众多的观赏者里,傅萝苜注意到有一个年纪较轻的人,看样子也是一位画家。他同教授那位面目不清的朋友站在一起,在仔细地欣赏这幅画,还不时同朋友心领神会地交谈。
学院有那么几个善于推理的好事者,根据傅萝苜所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以及其他的小道消息,总结出了教授最近半年来出现了四大新变化,或称四大新气象。这便是:
一、 身体好多了,可说是精神矍铄。证据如下: 教授每天上午9点必来画室,11点半回家。下午3点时分,他又来,一直工作到6点左右(有人更说,有时候画室的电灯亮到很晚。这点姑且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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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画速度非常快。而且,质量按教授的神情态度来看,是非常满意的。证据如下: 盖着蓝布的画框愈来愈多,而且,大部分都签上了名字(有人更说,旁边有时还出现另外一个名字,小小的,怯生生的);
三、 酝酿了好多年的一幅巨画,长宽达十多米,已经动工。证据如下: 画框是教授特别让人订制的,特大号(有人更说,教授把需要有人按住的大画布平铺在地上作画);
四、 教授早想总结艺术生涯的心得,写一部散文笔调的画论。酝酿了好些年,就是迟迟没有动笔,似乎已经放弃这个打算。奇怪的是,目前画论已经开工,而且进展顺利。证据如下: 教授腋下经常夹着一部好像书稿的大包,里面的纸张是电脑打印出来的(有人更说,看见过书稿上有铅笔字,字迹像女性但很幼稚)。大约是又过了三四个月,有一天下午学院散课时分。教授的一幅新作又将要完成,他在画框前面仔细观看着。他一只手的手指摸着下巴颌,另一只手托着那只臂膀的肘关节。这是他习惯性的姿态,傅萝苜眼睛看了,心儿却一阵不安。她怀疑教授的腱鞘炎还没有痊愈。一时,傅萝苜听见教授说:“傅萝苜,这幅画,我比上一幅还要满意哩。”
《花妖》18(1)
出租车把他们俩带到了江边,他们一起登上一艘游艇,原来,是所水上饭店。这个地方他们俩都陌生,就省去了点头之交的打扰,也免掉了似曾相识的尴尬。教授点了海鲜,傅萝苜来自鱼米之乡,也喜欢吃鱼虾水产什么的。教授还点得有啤酒,傅萝苜居然也能够喝点酒……
马蒂斯之怪
相比之下,年轻的乔厚生就没有老教授乔恒棠那么幸运了。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上海旧时代法租界的一条弄堂。现在学时髦,改叫做“小区”了。一套三室一厅房子,不算好,也不叫坏。这优异的地段绝对是上海的“上只角”,但周围的环境绝对是上海的“下只角”。所以,人一旦住进了这样的房子,就好像打仗占据了有利地形。兵书上叫做“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其实,要讲人生的话,厚生也常在这种攻守两可之间。
厚生回家,吃饭,睡觉。一觉醒来,心情似乎有点好转。在小得像鸡棚似的阳台上,他胡乱伸伸胳膊踢踢腿,一边望了望底下的弄堂。
这弄堂风光保存了他什么回忆呢?
那件弄脏了的西服搁在椅子背上。
西装跟它主人的表情一样,一副蔫头耷脑、自认晦气的模样儿。
老保姆来了,厚生拿弄脏了的西服给她看,问她该怎么办。老保姆摆摆手,也没有办法。
一时梳洗完毕。吃早饭时,厚生还有个习惯,一面喝牛奶,一边翻阅画册。今天,翻阅的是马蒂斯,厚生最喜欢的一位法国画家。他曾偶尔听那位面目不清的朋友说,老乔教授是法国留学生,也喜欢马蒂斯,还跟大画家多次见面,不禁有了双份的羡慕。他看中了一幅马蒂斯,仔细欣赏和揣摩着,似乎获得了一点创作灵感。书页里并没有出现可作参考的马蒂斯女郎,却印刷着马蒂斯说过的一句话:“我画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要画事物的差别。”
这几天的种种经历,历历在目。画事物之间的差别?谈何容易!人之间的差别有多大,事物之间的差别就有多大!大学时代走走形式,他也选修过“西洋文学选读”什么的。教授在课堂上大讲英国女小说家奥斯丁,还介绍过一句女作家的原话:“One half of the world cannot understand the pleasure of the other。”——世上这一半人不能理解那一半人的欢乐。可按照厚生来看,奥斯丁这话应该修改一下,说成“世上这一半人不能理解那一半人的痛苦”。
试问有谁能够理解他厚生的痛苦?
厚生是个孤独的人,永远茕茕独立。平常,有时能够见个面、谈句话的,就是那位在学校里经常碰到的怪人。这人不但职业单位年龄一概模糊,连面孔长相也不清不楚的。尽管这样,也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厚生曾经拿自己对奥斯丁语录的看法去问这人。他也回答不出,但说可以去问一位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