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大人物的风格。他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他能把威胁自己权威的事情扭转过来,并借其突出自己的权威。通过这件事,他再一次表明自己是人民——他称之为“小人物”——的朋友,对压迫者毫不手软。
但是大人物没有到我们镇上来过。或许,如雷蒙德所述,他听到的汇报不准确或者不完整。而这次,这里出事了。我们都把青年卫队看成一大威胁,看到他们离开,大家都很开心。但是,青年卫队解散后,小镇的局势恶化了。
警察和官员们变得很难缠。梅迪每次开车出去,哪怕只是到海关这么一小段路,他们都要为难他。这些人一次次挡住他的车子——有的是梅迪认识的人,有的是以前就拦过他的人——检查车子的证件和梅迪个人的证件。有时候,梅迪没把证件或者执照带在身边,就不得不把车子停在路上,步行到店里去取。有时候什么证照都齐全,也无济于事。
有一次,他们莫名其妙地把梅迪带到警署总部,让他打指纹,没等他洗掉手上的墨污,就把他,连同其他一些被扣押起来的无精打采的人关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有几条没有靠背的长凳。水泥地破破烂烂,墙壁刷成了蓝色,由于有很多脑袋和肩膀在上面磨蹭过,早已脏得发亮。
下午晚些时候,我去那里营救梅迪,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地方。这个房间在一栋水泥和波纹铁皮搭建的小房子里面,位于殖民时代的政府大楼后头。地板只比地面高几英寸;门开着,小鸡在光秃秃的院子里四处找东西吃。这屋子简陋、平常,装满下午的阳光,但还是让人想起监牢。屋子里唯一的办公桌和椅子是给负责的警官用的。这两件破破烂烂的办公家具凸显了其他人的一无所有。
警官穿着洗得发白的警服,手臂下面全是汗水。他正在本子上写字,写得很慢,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描,显然是在抄录脏兮兮的指纹记录纸上的细节。他佩着手枪。屋子里贴着总统的肖像,是总统穿着非洲服装、拿着酋长手杖照的那张。墙壁上更高的地方漆着“DISCIPLINEAVANTTOUT”,意思是“纪律高于一切”。漆字的墙面凹凸不平,说不上多肮脏,但是布满了灰尘。
我不喜欢这间屋子。我想以后最好不要叫梅迪开车出来,还是我自己开,我自己到海关,做报关员和经纪人。但这样一来,官员们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来了。
他们翻出我很久以前填写的报关表,这些表格早就审查完毕,一切符合标准,而且都被封存起来了。他们把这些东西找出来,跑到我的店里来,拿着这些表格在我面前晃,仿佛它们是我还没有清掉的借据。他们说自己迫于上司压力,要核对有关细节。一开始他们还很羞怯,好像是搞恶作剧的学童;接着,他们变得鬼鬼祟祟,好像是要私下帮我的朋友;再接下来,他们就露出了官员的邪恶嘴脸,态度咄咄逼人。有人要拿我的存货和报关单以及销售收据核对,还有人要调查我的售价。
这都是无端滋事,目的是要钱,而且是越快要到越好,以防局势变化。这些人已经察觉到会有变化发生。他们从青年卫队解散一事中看到了总统的弱点,而非他的强势。在这样的局面之下,我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人。为了报酬,每个官员都愿意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保证。但是没有哪个地位够高,足够安全,能够保证别的官员的行为。
镇上的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军队驻扎在军营,总统的肖像到处都是,首都定期有汽船开过来。但是人们都不相信,也不愿相信还有一个掌控一切的权威存在,一切都回复到开始时变化不定的状态。不同的是,这几年局势太平,商店物品丰盛,所有人都比原来更贪心了。
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其他外国商人也难以幸免。要是诺伊曼还在,也一样要吃苦头。马赫什越来越沮丧,他说:“我总是说,这些人你雇用可以,完全收买却不行。”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意思是这里不可能形成稳定牢固的关系,只能做一单算一单,在危机之中,太平是每天都要花钱买单的东西。他建议我忍一忍,不过除了忍,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
我自己觉得——我这段时期以此自我安慰——这些官员误判了形势,他们的慌乱是自找的。和雷蒙德一样,我坚信总统的权势和智慧,我相信他会有所动作,重振自己的权威。因此,每次我都和他们搪塞敷衍,一个子儿不出。一旦掏过一次钱,以后就没完没了了。
不过,这些官员比我更有耐心。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每天都有官员上门。我开始等待他们上门来。这很折磨神经。若是到了下午还没人来,我反倒会一身冷汗。那些笑眯眯的狡猾而恶毒的脸凑到我跟前,装作和我很熟,很乐意帮忙的样子,我先是憎恨,继而开始害怕。
过了一阵,压力缓解下来。这并不是因为总统会有所动作,如同我期望的那样,没有,他那里没有半点动静。压力缓解是因为小镇受到了暴力冲击。这种暴力不同于那天晚上的街头殴打和谋杀,这种暴力一直在发生,每天晚上都有,目标是警察和警署、官员和办公楼。
无疑,这正是官员们预见到的情形——而我没有预见到。所以早些时候,他们才趁着还有机会,贪得无厌,能捞多少就捞多少。有天晚上,领地的非洲母子雕像被人敲掉,只剩下底座,落得同殖民时代的雕塑和码头大门外的纪念碑同样的下场。在此之后,官员们很少出现了。他们再也不来商店,有太多其他事情要他们去做。我不敢说事态有多大好转,不过这些暴力活动至少能让我和我在街道、广场上见到的那些人缓一口气。我们甚至像遇到大火或者风暴一样,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看待这些暴力事件。
小镇不断膨胀,人口猛增,杂乱无序,镇上的暴力活动不计其数。有时候大家为了争水源而大动干戈,还有很多时候,破败的街道上有车撞死人了,也能引发冲突。在所有这些事件中,仍有一种普遍的狂热心态。不过,这些事件显然更有组织,至少有某种深层的原则在起作用。或许有一则预言在这些城区和破败的小镇流传,并为各种人的梦境所验证。官员们可能已经听到了风声。
一天早晨,梅迪照样给我送来咖啡。他表情严肃地递给我一张新闻纸,那张纸被小心翼翼地折成了一个小块,外面的折痕都脏了。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印刷的传单,显然被反复打开和折叠了很多次。传单的标题是“祖先的呐喊”,是一个叫“解放军”的组织发行的。
祖先在呐喊。这片土地上曾经有很多伪神来过,但都无法和今天的伪神相比。对那位非洲妇女的崇拜杀死了我们所有人的母亲。既然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我们决定和敌人兵戎相见。否则我们将会死去,万劫不复。祖先在呐喊。倘若我们没有耳聋,我们应该都能听到这种呐喊。所谓敌人,我们是指现有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跨国公司,还有傀儡政权。还有编造谎言的伪神、牧师、教师。法律怂恿人们犯罪,学校把无知教给学生,群众也放弃真正的文化,转向无知。我们的士兵和守护者被灌输了错误的欲望和错误的贪婪,而各地的外国人都把我们描述成小偷。我们不了解自己,把自己引向错误的方向。我们在大踏步迈向死亡。我们忘记了符合真理的法律。我们解放军没有接受过教育。我们不印刷书籍,也不举办演讲。我们只知道真理,我们认为这片土地属于其祖先正在呐喊的那些人民。我们的人民必须了解斗争。他们必须学会和我们共赴死亡。
梅迪说他不知道这传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前一天晚上有人把它传到他手上。我知道他有些话瞒着我,但我也不想追问。
镇上没有几家印刷厂,而这传单印刷质量粗劣,字模残缺混杂,我看八成是从以前印刷青年卫队周报的印刷厂出来的。停刊之前,青年卫队周报是这里唯一的地方性报纸,不过上面尽是涂鸦之作,如同学校的墙报,登载着贸易中介、商人甚至还有摊贩的毫无意义的广告,还有一些所谓的新闻(更像是公开的勒索),比如某人违反交通规则了,某人夜间把政府的汽车开出来当出租车了,或者某人违章建房了,等等。
尽管如此,事情还是有些蹊跷。青年卫队在为总统服务期间,辖区百姓个个对他们恨之入骨。总统发表“猴子”演讲后,这些人威风扫地,权势没了,工作也没了,摇身一变,成了受到羞辱和迫害的人,以本地区守护者的面目出现在群众面前。群众还给予了响应。
这和叛乱前的情形如出一辙。不过叛乱前没有传单,当时的领导者也不像如今的领导者这样年轻,这样有文化。还有其他不同。叛乱发生时,小镇正百废待兴,最先起事的地点很遥远,在那些村庄里。现在一切都在镇上发生,结果流血事件更多。暴力事件一开始似乎是针对当权者,后来渐渐扩大,小镇郊区的货摊和商店也被人攻击,并遭到洗劫。有人被残杀,其状惨不忍睹,凶手有乱民,有警察,也有棚屋区的罪犯。
根据我的观察,这里的事情发生顺序是这样的:一开始是非洲人和外围地区,然后扩散到外国人和中心地区。刚经历过求告无门的官僚勒索,现在,我感觉自己再一次陷入无遮无拦、无所坚守的境地。我把这种恐惧心理带到了熟悉的街道上,我感觉自己随时可能遭受攻击。这些街道过去就充满危险,但不是针对我的。这么久以来,作为旁观者,那些暴力活动我都看在眼里,但尚且能和它们保持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