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以政治教育著称于社会,在该刊中有具体的反映,如周逸群《总理逝世后之中国青年军人运动》(载第9期)一文写道:黄埔军校“采取苏俄红军的组织和训练的方法,军事与政治并重,所以黄埔军校的学生多是能明了他本身的地位,挺身做反帝国主义的前驱。”文章高度赞扬了列宁主义的苏俄对黄埔建军做出的大力援助,说“创办黄埔军校后,中国青年军人运动,在革命史开一新纪元”。在黄埔军校任教的苏俄顾问斯塔委诺夫所作《俄国红军党代表制度》(载第7期)讲演稿,对苏俄红军党代表制度的产生、形成及主要内容和重要作用作了详细的介绍,并对军校师生提出的实际问题一一作了答复。为中国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作用。
该刊登载的《五月纪念周中不可忘记之三大伟人》(载第6期)一文,歌颂了马克思、列宁和孙中山的光辉业绩,宣传了马列主义,说“列宁对于世界革命的观察,以为西欧应实行社会革命,而在东欧应实行民族革命”,中国“民族革命的对象是列强军阀”,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性质,并极力推崇“第三国际是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
《中国军人》杂志,竭力宣传孙中山思想,在仅发行的9期中,纪念孙中山的专号就占了两期,而平时每期都有关于宣传孙中山思想的文章。这一历史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右派诬蔑共产党“背叛孙中山”的谎言。“中山专号”(第4期)刊载了“中山先生事略”和孙中山遗嘱,号召人民“继续中山先生的生命,以发扬光大中山先生的精神”。“中山专号”和“特刊”(第9期)共发表论文16篇,广泛宣传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
《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马克思像2.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为革命目标,号召全国军人大联合。
创刊号全文登载了“青军会”成立宣言和章程,其主题词是:“团结即是力量,联合即是幸福。”号召全国军人不做军阀的工具,站到革命队伍中来,实现大联合;阐述了帝国主义即是战争和军阀是帝国主义走狗的理论,指明了革命对象。
本刊反复宣传“大联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敬告全中国兵友》(载第3期)一文中解释说:“只要我们认清了我们的仇敌是洋资本家和国内军阀,只要我们知道了铲除仇敌的方法是国民革命,只要我们明白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团结革命力量联合全国军人的地方,我们就应从速亲密的诚恳的携手,走到同一步骤同一战线上。”《中国军人与中国革命》(载第3期)的作者并号召全国军人要站到世界革命的高度来认识中国革命。
“青军会”反帝的彻底性,可说是空前的。会刊第5期刊载了《我们为什么要反对金佛郎案》等一组反帝文章,彻底揭露列强瓜分控制中国的侵略阴谋。第6期以“沙基惨案”为主题,痛斥列强侵略行径,“青军会”发表重要宣言,通电全世界兵友,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者,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第7期发表了周逸群所撰写的《外祸与内忧》等一组以“五卅运动”为主题的反帝文章。第8期发表了《中国国民否认一切外债》等一组文章。其他各期也相继刊载了一些反帝内容的文章。
打倒军阀,是革命军面临的现实任务。李富春在“青军会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专门讲了打倒军阀陈炯明的问题(载第7期),说这“不仅是打倒数万的陈家军,是打倒一切反动派”,深刻剖析了军阀的反动本质。周逸群在《总理逝世后之中国青年军人运动》(载第9期)一文中指出:在广东全境统一后,实现全国军人大联合尤显重要,打倒军阀的任务已指向全国。黄埔军校学生要作为革命的种子撒向全国,使全国的军队都革命化。
3.与“孙学会”展开论战,驳斥反共言论,澄清理论是非。
“孙学会”的成立,并不是为了学习孙中山主义,而是以反对“青军会”为目的仓促组织起来的,所以,这个组织一成立,即肆意向共产党人发动进攻。《中国军人》杂志为此展开针锋相对的反击斗争。《怎样去做革命派》(载第8期)一文开门见山地辩驳道:什么孙文主义的信徒,不主张打倒帝国主义,便是孙文主义的叛徒。并警告自作聪明的国民党右翼分子,千万不要打着孙文主义的招牌和老党员、正统派的非常资格,无意中去做帝国主义所要做的工作。《“反共产”与“反帝国主义”》(载第8期)尖锐地指出:“‘反共产’的口号,是帝国主义恐慌的阴谋,倡‘反共产’口号的人,却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革命派。”《总理逝世后一周年的纪念意义》(载第9期)一文,列举了国民党改组时冯自由、张继因反对“联共”而被开除党籍和受严重处罚的事例,告诫那些“戴着假孙文主义的帽子,妄自解释孙文主义的真谛”的骗子们,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
对于“西山会议派”,《总理逝世后一周年中的中国国民党》(载第9期)文中批驳道:“虽然他们挂起孙文主义学会的牌子,也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以反共产为名,在北京召集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开除共产党党籍的本党党员,与本党纪律,总理意旨,大相悖谬。”有些文章还批判了鼓吹国家主义、极力反共的醒狮派,力主真正的民族解放。
这一时期,革命舆论始终压倒了反革命舆论,政治斗争相当激烈。第9期扉页登载了一条著名的革命格言:“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向右去。”展现了当时风云激荡的政治形势。经过论战,坚定了大多数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信念,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军人,为以后中共党和军队的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革命军之禁令》4.宣传革命英雄主义,倡导出师北伐。
会刊首先引导军人要划清两种英雄主义的界线。《敬告全中国兵友》(载第3期)一文,启发军人不要“一面受军阀的利用,牺牲我们的生命,一面还要讨人民的厌恨,牺牲我们的人格”,说明那种为军阀而战的英雄主义是要不得的。第5期发表了征求全国兵友答案的8个问题,诸如:我们为什么才来当兵?我们若为军阀私人的利益去拼命杀同胞,所得来的代价是什么?只有“认清了我们的仇敌是洋资本家和国内军阀”,去流血牺牲才值得,这种精神才是革命英雄主义。
在两次东征时期,该刊积极配合前线,主要刊登了东征战事。蒋先云《从前敌归来》(载第2期)文中写道:革命军的头衔,不是赠品,也不是专利品。革命军自有革命军的本色。他以亲身经历叙述了东征战况,讴歌了革命军的英雄业绩。第5期中的一首诗歌歌颂了在东江战斗中将士们的事迹,作者写道:“壮哉,头颅未掷,尚堪杀敌;伤腿何害,流血可惜!男儿之头颅,依然无恙;男儿之赤血,换得了民众的箪食壶浆。”第8期以大量的照片报道了惠州战役的真实场景,并以很大的篇幅刊载了《惠州战役日记》,从各个方面介绍了革命将士们的大无畏精神,事迹感人肺腑,激励后人奋进。
《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黄埔军校战士像革命英雄主义来自于为人民而战的理想和铁的纪律。蒋先云《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杀案报告》(载第6期)一文,歌颂了革命军在惨案中自觉保护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壮举,“决心在帝国主义未停止射击之先,我党军宁愿坐死阶下待命,不愿轻离沙基”。在作战中,营长曹石泉等革命同志壮烈牺牲,活着的革命军一直到人民群众全部撤离后,才返回驻地。“青军会”在惨案后立即做出《决议案》(载第6期):要求政府限期收回沙面,撤退外舰。如果外人拒绝交回和不撤退,我革命军人愿以武力作为后盾,誓拼热血为外交后援。《革命军禁令》(载第2期)规定了严明的纪律,犯“强占民房,硬拉伕役”等12条款者监禁;犯“纵民殃民,强奸妇女,抢劫财物”3款者枪毙。这些纪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称赞和支持。革命军向儿童们宣传唱道:“去年的我们——也是老百姓,过几年的你们——也是革命军。”(载第3期)宣传了为人民而战和军民一致的思想。创刊号还登载了《国民革命歌》和《革命军行军歌》,黄埔军校中的绝大多数师生、学兵正是在这“打倒列强除军阀”和“愿为主义作牺牲”的豪迈歌声中,冲锋陷阵。
该刊有一幅特别引人注目的照片,这就是第2期扉页上刊印的一名国民革命军战士全副武装的肖像,充分显示了士兵在革命军中的崇高地位。因为在本刊所用的全部照片中,只有马克思和孙中山等领袖人物才享受到这一殊荣,连在当时名噪一时的蒋介石也被排斥在外。说明了会刊明显的革命倾向,体现了革命军中官兵一致、兵为军本的新思想,激励了士兵们的革命斗志。
广东统一后,“青军会”又倡导国民政府把革命运动引向全国,乘胜进军大江南北。《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的意义》(载第9期)文中提议:“我们应当特别奋斗,肃清党内不革命的分子,请求政府,出师北伐,统一中国,打倒帝国主义,那才是我们今天纪念总理的真正意义!”这一请求,代表了广大革命军人的心声。3个月后,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第4军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锋出征,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革命军夺关斩将,所向披靡。
独创性地阐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观点
《中国军人》杂志,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去观察分析社会,提出了许多对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军队建设具有重大理论贡献、开创性的思想观点。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较早地提出了争夺党的领导权问题,并付诸实践。
早年中共中央对于争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认识是比较迟的。从1921年建党开始,一直到1925年初党的“四大”时才提出“领导权”问题,而对于更深一层的“争”得领导权问题,只有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血的教训面前,才有明确的认识,并付诸行动。即使在1927年6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还仍称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为“领导国民革命”的党。
作为共产党人个体来说,最早提出“领导权”和“争”的思想的是邓中夏,时间在1924年11月和1925年5月。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特别能战斗”的观点,已是1926年9月。在这一点上,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就很难能可贵,他们处于国共两党合作的最前沿阵地,从建校初就展开了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青军会”作为党的一级外围组织,庄严地提出了争夺领导权问题。会刊创刊号公开以标语口号形式标出:“我们必须浸润无产阶级,让他们了解他们伟大的历史的使命。”说明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宣传组织无产阶级,用马列主义“浸润”他们。《国民革命与工农阶级》(载第7期)一文明确指出:“惟有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中华的国民革命惟有工农阶级是真正主力军……国民革命的成败,也就在我们能否引导工农?拆帝国主义的台?也就在我们怎样联络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决定成效!在军队中的同志们,我们是工农阶级的先锋,我们对于这一点绝对不能忽视!”从这一段文字看出,“引导”、“联络”、“绝对不能忽视”等词使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观点跃然纸上。此时是1925年11月。也就在同时的东征途中,蒋介石曾向周恩来提出把军中和军校中的共产党员以及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他,遭到了周恩来的婉言拒绝。
由上即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以周恩来为首的军校共产党人在关于党的领导权问题上,的确比当时其他党的大部分领导人早行一步,高出一筹。
2.反蒋思想的先声。
从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到“中山舰事件”的发生,这两年时间可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但是,升平中潜伏着危机。国共两党通力合作虽击败“西山会议派”,而国民党新右派也正在崛起。蒋介石在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后,他结党营私,培植党羽,排除异己,曾一度在黄埔要塞炮台前竖起一面旗子,上书一个斗大的“蒋”字,满脑子是封建思想和法西斯主义的大杂烩。他视共产党人为隐患,叫嚣“怎能让老鼠咬了我的被窝”。
《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孙中山像然而,国共合作是历史所趋,蒋介石在羽毛未丰时,还得依靠共产党的力量建设军校,营筑他发家的资本。尽管有时他掩饰不住内心的仇恨,对军校共产党人刻薄对待,但他在这时还不敢对共产党翻脸。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欺骗了很多人,包括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在建校初也未识破蒋的伎俩,甚至把他看做是最革命的左派。大多数共产党人是在“中山舰事件”后,才有所醒悟,提出了一些反蒋思想。而引人注目称奇的是,在“中山舰事件”发生的一年前,即在孙中山先生刚刚逝世,这时的蒋介石可谓大权在手,正踌躇满志,《中国军人》杂志就载文大胆而又明确地提出了反蒋思想,这在当时可说是前所未有的事。无疑是一声惊雷在蒋介石正走红运的时刻炸响,对思想理论界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并为以后的反蒋斗争树立了榜样,打下了思想基础。
众所周知,蒋介石是奉曾国藩为圣贤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作为教材下发军校学生,人手一册。他还多次故弄玄虚,在请学生到他家中做客时,说他家中有“宝”,让学生们自己找出。结果找出的竟是《曾胡治兵语录》和《曾文正公家书》。可见蒋介石是如何用这些“经典”来训导青年军人的,以图把黄埔学生训练成他私人的御用工具。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更是肆无忌惮地大搞排共活动,组织起以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孙文主义学会”。军校共产党人对此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处于国共合作前沿阵地的军校共产党人,早对蒋介石的野心有所察觉,他们团结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军校政治部周围,对日渐露出杀机的国民党新右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5年4月初,第4期《中国军人》杂志发行,所载《中山去世后的青年军人》一文的署名作者赤心,就敏感地预示到:“我们青年军人,应该知道帝国主义者对于先生去世以后的进攻方略,必日益紧迫,他们原来把赤化、共产、过激这些名词,架诬我们青年军人身上。并命令其走狗军阀,实行向我们群众进攻,将来还要利用党贼,反对本党的救国主义,实行叛党,使国民党内部,顿成分裂现象。”文章最后说,其实共产、赤化这些名词,只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买办阶级,听了才害怕,我们民众听了,实在没有必要害怕。
4月底,第5期《中国军人》杂志出版发行,其中《廓清部落思想》一文,公开点名斥责曾国藩,矛头直指蒋介石,说中国军阀之盛行,在于封建落后的部落思想,而“推原部落思想之漫于一般武人之心灵中,当自亡清走狗汉奸曾国藩时开始……今日之所谓某军某军当即奉行走狗曾氏之故事,此种有害无利之思想,决不可不摧毁之!”本文是作者共产党员吴明在3月14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追悼孙中山大会上的一个讲演稿,说明在孙中山逝世之前,军校共产党人已具有反蒋思想,对蒋氏保持了一定的警惕性。
8月中旬,第6期《中国军人》杂志刊载《反共产与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