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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马其顿王朝8671057 ad（第1页）

（一）马其顿人巴西尔一世（867—886A。D。）

马其顿人巴西尔的家谱（如果他的祖先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私生子，身为后裔子孙还是会感到骄傲和自负的）就最显赫的家族而言，等于展现出革命的真正图画。阿尔萨息德斯家族是罗马的世仇，掌握东部的权杖将近400年之久，这些帕提亚国王的一个旁支继续统治着亚美尼亚，幸存的王室后裔在帕提亚人灭亡以后瓜分并且奴役这个古老的君主国。两名王室成员阿尔塔巴努斯和切利恩尼斯逃亡或退避到东罗马帝国，利奥一世把他们安置在马其顿行省，赐予丰富的奖赏和土地，让他们可以过安全而舒适的流放生活，亚得里亚堡成为他们最后的居留地。他们经过几代以后还能维持家世的尊贵地位，已经养成罗马人的爱国心和荣誉感。握有大权的波斯人向阿拉伯人开出条件，想要引诱他们回归祖国，全部遭到拒绝。然而他们过去的光荣事迹逐渐被时间和贫穷掩盖，巴西尔父亲的家产减少到只有一个小农场，一切耕种都靠自己动手，但是他拒绝有辱阿尔萨息德斯家族的血统行为，不肯与平民联姻。他的妻子是亚得里亚堡的一个寡妇，喜欢提起她的祖先是君士坦丁大帝，他们所生的小孩有皇家血统，看来还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有秘密的亲戚关系，起码可以将他称为老乡。

就在巴西尔刚生下来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家庭和城市都被保加利亚人占领，他像奴隶那样在异国接受教育，经过严格的训练获得强壮的体魄和坚忍的心志，对于他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助益。他在幼年或是年纪更大时参与罗马俘虏的救援行动，抱着同情的态度打开他们的脚镣。他们通过保加利亚向黑海海岸前进，沿途击败两支蛮族军队，登上早已安排前来接应的船只，先向君士坦丁堡回航，从那里各人再返回自己的家乡。

自由的巴西尔孤身一人毫无奥援，他的农庄毁于战争的灾难，自从他的父亲逝世以后，单靠他出卖劳力或是为人执役，无法支撑起一家孤儿寡妇的生活，因此他决定要寻找一个更能引人注目的舞台，无论是行善为恶都能有伟大的前途。他抵达君士坦丁堡的头一天夜晚，没有朋友也身无分文，这个疲倦的朝圣客睡在圣狄奥梅德教堂的台阶上面，偶然遇到一位好心的僧侣供应他食物，同时介绍他到一个家庭去服务。主人与狄奥菲卢斯同名，也是他的堂兄弟，虽然身材很矮小，但跟随的家臣总是高大而又英俊。巴西尔陪伴他的赞助人前去治理伯罗奔尼撒地方，他所具备的长处和功绩，使狄奥菲卢斯的出身和地位都大为失色。帕特拉斯（Patras）有一位富有而仁慈的贵妇人，与他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不知是出于精神还是肉体的欢娱，她收养了这位年轻的冒险家当她的儿子。丹妮丽斯送给他30个奴隶，他用她的赏赐所产生的收益来支助他的兄弟，在马其顿购买面积很大的产业。

他出于感恩或抱负仍旧为狄奥菲卢斯效力，抓住很好的机会引起宫廷的注意。保加利亚使臣的随从中有一位著名的角力手，在皇家的宴会上向最勇敢、最强壮的希腊人挑衅，巴西尔以力大无穷著称，他出面应战，蛮族的勇士第一次进攻就被摔倒在地。有一匹美丽而难以驾驭的烈马被判处割断腿筋而将要残废，巴西尔靠着技术和勇气将它制服，使他在皇家马厩获得很高的职位。不过要想获得米凯尔三世的信任就要顺从他的邪恶行为，巴西尔与皇家的侍妾举行并不光彩的婚礼，然后他想尽办法要妹妹替代这名侍妾去服侍米凯尔三世，这样才使他能够擢升成为皇宫的总管大臣。国家的行政大权全部交给恺撒巴尔达斯来处理，他是狄奥多拉的兄弟和仇敌，但女性运用手段发挥影响力，米凯尔三世被说服，不仅憎恨他的叔父，而且对他起了畏惧之心，于是借口克里特的远征行动，将巴尔达斯调离君士坦丁堡。皇宫总管当着皇帝的面，在觐见的帐幕用剑将巴尔达斯刺死。

谋杀事件之后不过一个月，皇帝把奥古斯都的头衔授予巴西尔，让他治理整个帝国（公元867年9月24日）。他尽力维持这种并不平等的联合执政，直到他获得民众的尊敬能够巩固实力。皇帝的善变已经危及生命的安全，要是再出现第二位共治者势必暴露其低贱出身，因为他曾经在战船上当过划桨的奴隶。巴西尔谋杀他的恩主必定受到谴责，为了弥补忘恩负义和背叛谋逆的行为，他把先帝的名字奉献给一座教堂，命名为圣米凯尔，这种赎罪的做法不仅幼稚而且名不副实。

虽然巴西尔一世与奥古斯都处于不同的时代，仍然可以拿来做比较。希腊的状况不可能让他在很年轻时就起兵来反抗国家，或是放逐国家最高贵的子民。他将自己具有远大抱负的才华掩盖在卑躬屈膝的奴性之下，隐藏自己的野心甚至于德性，用刺客血淋淋的手紧紧抓住帝国的权杖，然后还能像慈父那样用智慧和爱心来进行统治。普通市民会感到他的利益与他的责任发生冲突，但要是有绝对权力的君主讲求幸福而不重视荣誉，或是为了个人的光荣而牺牲公众的福利，只能认为这位君主缺少智慧或是勇气。在长期统治下，巴西尔子孙自然会编辑和出版他的传记和颂词，他们的宝座非常稳定，可以归功于祖先的丰功伟业。

他的孙子君士坦丁七世对他的叙述过于理想，但这位生性软弱的君王除非有真正的典范可以参考，否则要是只依据自己的行为或概念，那就不可能有很高的水平。不过，提到巴西尔名实相副的赞誉，就要拿他从放荡的米凯尔三世所夺取的国家，和他遗留给马其顿王朝的国家两者之间的盛衰和兴亡来进行比较。被时间和先例所认可的邪恶被他用熟练的手法加以修正。虽然他无法恢复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但至少能恢复罗马帝国的秩序和尊严。他工作时不知疲倦，能够时刻保持冷静，对当前的状况有充分的理解，做出决定时积极而果断。他在贯彻践行时，遵守非常罕见而有益的中庸之道，要在相对的恶行之间保持相等的距离，以寻求每一种美德。他在军中的服务只限于皇宫之内，也没有具备武士的精神或才能。然而在他的统治之下，罗马军队在与蛮族的征战中再度所向无敌。他用纪律和训练的力量组成一支新兴的军队，立即亲自率领他们前往幼发拉底河的两岸，压制傲慢的萨拉森人，镇压摩尼教徒的叛乱所带来的危险。有一名叫克里索契尔的叛徒长久以来避开军队的追捕，使他感到十分气愤和懊恼，他特别向上帝祈求，希望赐予恩典让其如愿以偿，有机会对叛徒的头颅射上三箭，后来果然得到克里索契尔可憎的脑袋，不过却是因为他被自己人出卖，而非部队的勇敢行为将他捕获。于是他将这头颅吊在一棵树上，皇家的弓箭手三次显露他的本领。用这种卑劣的报复行为来对付死者，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不能完全怪罪巴西尔的性格。

巴西尔的主要成绩在于政府组织的财政和法律，为了重新充实已经枯竭的财源，他计划要取回前任浪费而错误的赠予，并用审慎的做法减少一半的偿还金额，立即获得12万镑以供急需，在厉行节俭措施之前有足够的弹性空间。在改进税收的各种计划之中，他制定新模式，征收丁税或贡金完全依靠估值人员独断的裁量权。大臣马上将诚实和称职的税吏列出名单，但经过巴西尔亲自仔细审查以后，发现只有两个人可以被授予这样危险的权力而能够安全无事，但这两个人竟然婉拒他的信任，证明他的顾虑完全正确。

皇帝不辞辛劳地努力工作，在财产和花费以及进账和支出之间建立起很得当的平衡：拨款为国家的各种公职设立一个特别基金；拟订公开的计划以确保君王的利益和人民的财产；在改革奢侈生活后，他设立了两份世袭的产业，用来供应皇家的饮宴，能够保持应有的排场和丰盛的菜肴；臣民的税捐全部用来加强防务，要是有剩余就用来装修首都和行省。他爱好建筑物，即使花费再多，依然获得人民的赞许并且让人极力为之辩护：可以扶持相关行业，鼓励艺术的创作，达成公众可以赚取工资或获得欢乐的多重目标，同时他建造了道路、供水渠道和医院等实用的建筑。巴西尔下令修建数以百计的教堂，奉献给宗教信仰的时代。

他像法官那样一丝不苟而又公正无私，渴望拯救无辜的平民，对犯法的权贵也毫无畏惧地施加打击，鱼肉人民的官员遭到严厉的惩罚。但是对妨碍他施展帝王权力的仇敌，要是给予赦免难免会威胁到他的安全，经过判罪以后就剜去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在孤独和忏悔中度过余生。由于语言和习俗的改变而有必要修正查士丁尼过时的法律体系，卷帙浩繁的《法学初步》《民法汇编》《御法集》和《御法新编》，用希腊语摘要编成40个项目。他的儿子和孙子完成《巴西利克》的编纂，必须参考他们家族的创始者非常高明的见解。

狩猎的意外事件结束了他那光荣的统治，一头狂暴雄鹿的角与巴西尔的皮带纠缠在一起，将他从马背上拖下来。一名随从前去救助，割断皮带并且将鹿杀死。坠马或者是热病耗尽了年迈国君的精力，他在家族和人民的哀恸声中他崩殂于皇宫。他之所以要砍下忠实臣仆的头颅，为的是这个臣仆竟敢拔剑对付他的统治者。当他不再需要或是重视公众的意见时，原来蛰伏在他生命之中的专制和傲慢，在最后感到绝望的时候死灰复燃。

（二）“哲学家”利奥六世（886—912A。D。）

巴西尔一世有4个儿子，君士坦丁在父亲之前逝世，悲伤的父亲容易轻信别人，被奉承的骗子和空虚的幽灵利用。斯蒂芬是最小的儿子，献身于宗教工作，满足于教长和圣徒的荣誉，利奥和亚历山大虽然联合执政，却仅将统治国家的权力交给年长的儿子。利奥六世的名号被加上“哲学家”的美称，显得更为高贵（公元886年3月1日）。君王和智者的结合仿佛集“行”和“知”的才华于一身，真能构成人类最完美的天性。利奥六世的表现距离这种理想的境界差得太远。他能在理性的支配之下减少激情和欲念吗？事实上他的一生耗费在皇宫壮丽的排场和仪典上，陷身于妻妾成群的习性和环境，甚至就是全心想要的仁慈和毕生追求的和平，都只能归于个性上的软弱和怠惰。他能克服自己和臣民的偏见吗？事实上他的心灵为最幼稚的迷信所污染，他的法律将教士的影响力和臣民的谬误奉为神圣之事。利奥六世的神谕以预言般的风格泄露帝国的命运，完全建立在星象和占卜的手法上。如果我们还要探索他获得“哲学家”美称的原因何在，只能说巴西尔的儿子与教会和国家的当代绝大多数人士相比，还不能算是毫无知识。他在学识渊博的佛提乌门下接受教导，皇家“哲学家”亲自动笔写出几本有关世俗和教会方面的著作，也可能只是安上他的名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