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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七章 两边的世界179（第3页）

正是宋高宗赵构的执政时期。

而这个缔造了古代“不夜城”的时代，不出所料地建立在朝廷对百姓生活的基本盘，衣食住行等领域设立的各种“脑洞大开”的苛捐杂税上，我们先不谈种种底层小吏贪墨的伎俩，只看大方面，如公田、民田、城邑、杂变、丁口、盐、茗、酒。

宏观上看，宋朝官府搜刮仔细得真是到了“锂铢必较”的程度。

比如，老百姓可以选择租种朝廷的公田，按纸面规定，公田的地租比私田低，但公田的佃户们却常年受到官吏敲诈勒索，负担远超规定的地租。

当然，百姓也可以耕种自家的田地，可这会遭到极严重的折变征税盘剥。

那么，何为折变征税？

简单来说，宋朝沿用了唐朝的“两税法”，要求夏税输钱，秋税输米。

但官府找借口，有时以钱折麦，有时又将麦折钱，有时以钱折绢，有时又将绢折钱，称为【折变】。

几个来回，就能让纳税户的负担增重几倍。

而折变征税还不是最残酷的，民众还得应付【支移】：

百姓不但必须缴纳田赋，还须自费将田赋运送到需要粮草的指定仓库。

这只是字面的意思，实际上，这是官府“脑洞大开”的增收手段。

它们所指定的目标仓库其实未必真的缺粮，他们只是给百姓指明一个路途遥远的目的地，要求他们运粮过去“救急”，可老百姓没有能力既出车、又出人、还出钱跑那么远。

为图方便，百姓会选择直接在目的地买粮交差。

当地官府通过高价卖粮，就从老百姓身上赚了一大笔钱。

所谓【城邑】，指城市居民需要缴纳宅税、地税、茶课、盐课等杂税，盖房子要征税，娶媳妇要征税，出远门读书，路过税卡，随身携带铜钱、铁钱要纳税，连农具也要收税。

然后【杂变】，指的是各种稀奇古怪的税种，取决于当地官府癖好，如某地官府需要牛皮，就直接向百姓征收牛皮，需要箭杆，就向百姓征收箭杆，只要官府下令，老百姓就必须上交。

再有【丁口】，即人头税，早在宋真宗时期，两浙、福建等地的人头税就逼得百姓不敢再养儿子，生了儿子要么抛弃，要么卖掉，要么送给庙里。

此外，宋代朝廷还十分重视通过垄断渠道增收，全力控制盐、酒、茶、香料等高利润商品资源：

如北宋汴京的酒业实施“榷曲法”，即对造酒的店铺实行“配曲”，一个店铺能造多少酒取决于他能从官府手里购买到多少酒曲配额，而购买酒曲配额的钱就叫作“曲钱”。

开封城酒铺每年得花费不小的“曲钱”向官府购买官曲。

为了牟利，北宋官府多造酒曲，硬性摊派，根本不管酒铺是否能把酒卖出去，于是酒铺倾家荡产还官府欠债甚至成了普遍现象。

直到后来宋神宗时期，这种摊派才停息。

接着食盐垄断，如北宋后期。

北宋联金灭辽后，收回了燕云十六州的一部分，随即北宋官员把宋境的盐法也一并移植过来，于是在辽国统治时期，当地每斤盐11文钱，北宋来了以后，每斤盐280文钱，飙升20余倍。

除此以外，北宋时期的差役也很要命。

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徭役，要求平民协助官府修城造桥。

宋代的差役要求有一定财产的百姓必须出人出钱为官府运送物品、看管府库、督收赋税、追捕盗贼，且不发薪水，强迫百姓脱离生产、自费完成工作运转，如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的花石纲。

到了仁宗时期，这种【衙前差役】已成百姓人人闻之色变的噩梦。

平民怕承担衙前的苦差，都不敢致富，老百姓只要多种一棵桑树、多养一头耕牛，就会被周围的人当成富户，然后被推举去承担会导致破户败家的衙前差役。

如嘉祐八年，在凤翔做官的苏轼曾在一封信中说：

见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

当时，按照朝廷规定，家产满二百贯的家庭就可以被征去衙前服役，但当地的各户人家极少有家产达到二百贯的，官府为了找到足够的人服差役，凑够二百贯的服役标准，硬是把老百姓家中的桌椅板凳、扫把拖把、鸡鸭猫狗、剪刀针线、麻绳碎布等等东西全部计入财产，绞尽脑汁地美化统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