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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南方的信息（第1页）

坎坷的路途，终于留在身后了。

确定精细的年代是困难的，人们只是记住：

12世纪前期，南戏形成；

13世纪前期，元杂剧形成。

这两种高级戏剧形态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戏剧的完全成熟。真正的戏剧时代，开始了。

中国戏剧新纪元的曙光，首先升起在地处东南的温州。乍一看，这简直是异军突起。温州并没有像汴京、临安那样大的瓦舍、勾栏，更没有类似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那样的资料记述过它的戏剧活动情况。如果说，自汉以后，我们对北方的戏剧发展情况只能勾勒出一条断断续续的虚线，那么，对南方的戏事就更加茫然不知了。后代的戏剧史家在收罗宋金戏剧向元杂剧突变的信息时，他们的目光长久地盘桓在华北都城，然后追索着朝廷南渡的路途，移向临安。但是，刚移到临安，却受到了干扰，因为在更南的方位，有更早的光亮吸引了他们的视线。而当他们急切地去探求这道光亮的由来时，似乎已为时过迟，没有太多的踪迹可供梳理的了。

明人曾对南方这种戏剧的形成期作过简单的考索。祝允明（1460—1526）《猥谈》称：

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余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

徐渭（1521—1593）《南词叙录》称：

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故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应是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中句：“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夫罕有留意者。

宋光宗朝（1190—1194）既已出现了像《赵贞女》、《王魁》这样成熟的剧目，显然不会是南戏的起始之年。估计应如祝允明所说，它大体形成于宣和年间（1119—1125）、南渡之际（1127），或者更早一些。

说南戏渊源于“里巷歌谣”而致使“士夫罕有留意者”，是可信的。大体是，村坊小曲、讲唱艺术，加上宋杂剧的影响，铸合成一种演剧方式，先在乡民集资举办的“社火”（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注：“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社火活动的兴盛是南方农村经济繁荣的表征，在宋代，浙江、福建、苏南等地都有过盛大热烈的社火活动。）活动中一次次呈现，然后被吸收到温州等城镇，受到由下层文士和艺人组成的书会的加工处理，并开始演出“书会才人”所编撰的剧本。南宋时温州的九山书会，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民间艺术机构。这时所演出的戏剧，就是在历史上留下响亮名字的南戏（或称戏文）了。

南戏先在近处蔓延，然后来到离温州并不太远的都城临安（杭州），在瓦舍、勾栏中谋取一席之地，成为一个剧种。但是，它的生命史中的关键阶段，还应该算是在温州度过的。

宋代的温州，经济和文化都比较发达，尤其作为一个重要的通商口岸，市民众多，风气开通，构成了戏剧成熟的客观条件。戏剧史家钱南扬（1899—1986）说：

温州与海外通商，至迟也应在北宋中叶。温州既是通商口岸，自然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由于他们对文化的需要，当地的村坊小戏即被吸收到城市中来。这种又新鲜又有生气的剧种——戏文，大为市民所欢迎，便在城市中迅速的成长起来。（钱南扬：《戏文概论·引论第一》。）

南戏戏文很快从温州推向浙江的其他地区。陆容（1436—1494）《菽园杂记》说：

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优者，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陆容：《菽园杂记》卷十。）

与紧邻朝廷的都市不同，这些地区的商市处于一种更为自然和自发的状态之中，市民生活更加灵活、散漫，艺术形态更富民间色彩，而这一切又都不大可能被记载下来。尤其是当时活跃在南方的程朱理学不喜欢民间戏剧活动，设置过一些障碍。（本书第一章第四节“温柔敦厚”中曾有提及，朱熹于绍熙元年漳州知事任内，约束当地演戏。史料见《漳州府志》卷三十八。朱熹的学生陈淳曾上书傅寺丞，言及禁戏事（何乔远：《闽书》卷一五三）。）这些障碍当然无法阻止一门新兴艺术的产生，却有效地遮掩了不少当地文人投向南戏的目光。徐渭说南戏“语多尘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题咏”，（徐渭：《南词叙录》。）是合乎实情的。因此，南戏只能悄悄生长，当人们不能不注意它的时候，它已经是个“大人”了。

这种在主流文化之外悄悄生长的南戏，是一种在形式上比较自由，在内容上比较轻柔的戏剧样式，与后来元杂剧的严整和高亢，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大结构上，南戏根据内容，可长可短，短至数出亦可，长至数十出无妨。在声腔意义上南戏也称“南曲”，来自于村坊小曲，里巷歌谣，本无宫调，只须顺口可歌，便能连缀起来。（徐渭：《南词叙录》。）演唱的时候，独唱、对唱、轮唱、合唱，可交相替换，唱词押韵，也不严格。其格调，虽也丰富多样，终以柔婉为主。其题材，很少英雄豪气，多涉伦理情爱。以朝野关系论，它是平民化的；以南北关系论，它是南方化的。

对于早期南戏的剧目，我们今天获得的材料还是零碎的。留下的名目不少，留下的剧本却很寥落。不过，由于中国戏曲在题材上的沿袭性，大半留下名字的剧目，我们还是可以考知其本事的。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以下一些剧目。

一、《赵贞女》

此剧流行于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是当时戏剧舞台上的翘楚，可惜没有留下剧本。其内容，是写一个被称为蔡二郎的青年上京赶考，得中做官，从此不再理会家乡的父母，父母终于在一场饥荒中饿死；他又喜新厌旧，把妻子赵五娘休了，最后甚至放出马来把赵五娘踹死了事。蔡二郎如此“弃亲背妇”，丧尽天良，终于触怒天公，被霹雳轰死。人们常用“马踹赵五娘，雷轰蔡伯喈”来概括《赵贞女》的剧情。（徐渭在《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中则概括为“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

蔡伯喈（133—192）是东汉时期的历史人物，与剧情中的那个人没有关系。这个名字，可以说是民间艺人随手拾来的。上文曾经提及，诗人陆游坐了小船到附近村庄去游玩，见讲唱艺人演述这个故事，颇为蔡伯喈不平，发出过“死后是非谁管得”的感叹。

二、《王魁》

《王魁》戏文，也没有留存完整的剧本，我们只能看到几段残文。整个故事，可以从宋人张邦基《侍儿小名录拾遗》中的引述中知道大概。

青年王魁，与桂英恩爱同居，上京赶考前还与桂英一起发誓永不相负，但等到考中状元，却与别人结婚，桂英愤而自尽。后来，桂英的鬼魂便索了王魁的命。

三、《王焕》

据刘一清《钱塘遗事》载，戊辰（1268）、己巳（1269）年间，“《王焕》戏文盛于都下”。据说，一个仓官的许多妾，看了这出戏文，都纷纷逃走，追求婚姻自由去了，可见影响之大。

《王焕》的故事大致如下：汴梁人王焕，客居洛阳，结识了妓女贺怜怜，决定结为夫妻。半年之后，王焕的钱财被妓院榨尽，鸨母就把他踢出了门，并把贺怜怜嫁给了边关守将高邈。但是，贺怜怜心中只有王焕，她暗约王焕扮作一个卖零食的小贩来见面，给他路费，勉励他到边关去立功。王焕到了边关果然立功，升任西凉节度使，而高邈因挪用军需款项被问罪，全家受累。官府在处置高家人员时问到贺怜怜，贺怜怜说自己本是王焕之妻。于是，王焕和贺怜怜得以团聚。

四、《张协状元》

又是一出题材类似的戏。而它，终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南戏剧本。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一位学者在英国发现了一卷散佚在外的《永乐大典》（第13991）卷，上有三种戏文，《张协状元》即是其中之一。据考证，三种戏文中，《张协状元》应是宋代的剧本，其他两种（《错立身》、《小孙屠》）则是元代的作品。

《张协状元》说的是，富家子弟张协上京赶考，半途被强盗窃掠打伤，在山神庙遇到一个姓王的贫苦女子照料，并成婚。张协在京考上状元，被太尉王德用的女儿看中，张协婉拒，太尉女儿羞愧而死。但张协也不满意妻子王女，不仅赶走了前来寻夫的王女，还在途经山神庙时加害于她，王女伤而未亡。

失去了女儿的太尉调任张协的上司，在山神庙见到王女收作义女。后来他要把这个义女嫁给张协，张协以为王女已死，不料成婚之日见到新娘竟是自己的妻子，弄清真相后两人言归于好。

这出南戏，因最终混淆了是非善恶，原谅了邪恶之人，给人的感受非常复杂，却也真实地反映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社会生态。

《张协状元》还让我们详细地看到了早期南戏的结构和体制，这比剧情更为重要。

此剧开头，先以讲唱艺术的方法，让一个角色上场介绍部分情节，一直介绍到张协被盗受伤，便停止讲唱，对观众说：“似恁说唱诸宫调，何如把此话文敷演？”因而戏正式开场，张协扮演登台。在演出过程中，曲、白、科（介）相互穿插，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戏剧艺术的综合性，但综合的纯熟度还不很高，无论是唱（独唱、对唱）、念白、动作，均还未获得充分发挥。在角色的分配上，生为张协，旦为王女，此外还有末、净、丑三种角色，扮演的人物多达二三十个。全剧结构，流转自由，不受约束，长达五十几场，显得冗长琐碎，缺少必要的规范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