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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利那天晚上躺在艾莱旅馆的床上，一时睡不着，就又拿起拉康在孟德尔家中交给他的那份档案来看。那份档案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建档的，当时圆场像白厅其他部门一样都受到压力，要竞相媲美，比较谁更认真检查自己人员的忠诚可靠。大部分资料都是一般性的：截听的电话，监视的报告，没完没了访问教师、朋友、审查人的调查记录。但是有一个文件像磁铁一样吸引住了史迈利，他总是看不够。这是一封信，索引上随便写着“海顿致范沙维，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其实是一封手写的信，是比尔·海顿在大学时代写给他的导师范沙维的。范沙维为圆场物色人才，曾经介绍年轻的吉姆·普莱多，认为他是个合适人选。这封信的前面有条捉弄人的解释。那个不知名的作者说，精英俱乐部是“基督教会学院的一个上层阶级俱乐部，会员主要是伊顿出身的”。创始人是范沙维（法国荣誉勋位、英帝国勋章获得者，个人档案第几号第几号），海顿（后面有无数可供查对的档案号码）该年是俱乐部的明星人物。海顿的父亲年轻时也参加过这个俱乐部，它的政治色彩供认不讳是保守的。范沙维早已故世，他是个狂热的帝国派，序言说，“精英俱乐部是他个人精选的智库，以备急需。”奇怪的是，史迈利隐约也记得自己年轻时对范沙维的印象：一个瘦瘦、热心的人，无边眼镜，张伯伦式的雨伞，面颊红润，有点不合乎他的年龄，仿佛还在长牙似的。斯蒂德·阿斯普莱叫他是童话中的教父。

亲爱的范，我建议你着手打听一下这个姓名见附件的年轻人。[审查人多余的注解：普莱多]你若知道吉姆，必然知道他是个有相当成就的运动员。但是你应知而不知的是，他也精通数国外语，而且也不完全是个呆子……

接着是他的简历，令人惊奇的精确：……巴黎拉克纳尔中学，申请念伊顿，但从来没去上过学，布拉格耶稣会中学，斯特拉斯堡大学两学期，父母在欧洲从事银行业，小贵族，父母分居……

因此，吉姆非常熟悉国外情况，他无牵无挂，我觉得极为可贵。再者，尽管他到过欧洲各地，但请别弄错，他骨子里完完全全是个英国佬。目前他刚出道，有点迷惘，因为他刚发现了球场之外还有一个新大陆，那就是我。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是怎样遇到他的。

你知道，我有时习惯（也是你的命令）穿起阿拉伯服装到集市里去，混在他们中间，听他们那些先知的谈话，以备有朝一日可以好好地对付他们。那天晚上出风头的巫师是从俄罗斯来的，一个名叫赫列布尼科夫的科学院院士，当时在伦敦苏联大使馆工作，是个随和、有感染力的家伙，他在大家说废话时说了一些相当有智慧的话。那个集市有个叫做大众俱乐部的辩论会，是我们的对手，我以前去过几次，情况你已知道。谈话结束后，一边喝大众化的咖啡，一边进行民主争论，吵得不可开交。这时我注意到有个大个子坐在后排，显然太羞怯，怕跟人混在一起。他的脸仿佛是在板球场见过的，后来才弄清楚我们两人都在一个临时组成的球队里打过球，只是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不知道怎样描写他才好。他是这块料，范。我这不是开玩笑。

笔迹到此为止有些拘谨，但从此开始，由于作者得心应手，潦草了起来。

他沉默寡言，让人敬畏。头脑很固执——真的是那样。他是属于那种能够不露痕迹领导别人的沉着、有想法的人。范，你知道要我采取行动是多么困难。你得随时提醒我，从思想上提醒我，除非我尝到生活中危险的滋味，否则我是不会了解生活的神秘的。但是吉姆是个凭本能就会行动的人……他是执行者……他是我的另一半，我们两个加起来，可以成为一个很完美的人，惟一不足的是我们两个都不会唱歌。范，你有这样的体会吗？你非得要出去找到一个新朋友，否则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意思了？

这里笔迹又整齐了一些。

“耶伐斯拉格罗”，我说，据我理解这是俄语，意思是到木棚里或者什么地方去等我，但是他却说“哈啰”，我想要是他见到加百利天使经过，他也会这样说的。

“你的难题是什么？”我问他。

“我没有难题。”他想了好一会儿才说。

“那么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要是没有难题，你怎么进来的？”

他咧开嘴安详地一笑，我们就到那个伟大的赫列布尼科夫那【引文1】里去，握了一握他的小手，一起回到我的房间。我们喝了酒，喝啊喝的。范，他见到什么都喝。也许是我见到什么都喝，反正我已忘掉是谁了。天亮以后，你猜我们怎么着？我来告诉你，范。我们一本正经地走到公园里，我拿着一只秒表坐在凳子上，吉姆换了运动衣，跑了二十圈。二十圈。我可累得够呛。

我们随时都会来见你，他只要跟我在一起，或者跟我的好、坏朋友在一起。总之，他要我做浮士德的恶魔。我感到很荣幸。再者，他还是童男，身高八尺，体格结实跟巨石群一样。别害怕喔。

档案至此快完了。史迈利坐了起来，不耐烦地翻着发黄的纸，想找一些更精彩的内容。这两个人的导师（二十年后）断言，无法想像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超过纯粹友谊”……海顿方面的证据没有找到……吉姆的导师说他“求知若渴”——否认他是“左倾”的说法。那次谈话是在沙拉特进行的，开始就是长篇大论的道歉，特别是鉴于吉姆战时表现优异。在读到海顿花哨的信以后，再看到吉姆的答复，有一种令人高兴的直率气息。国安局有一个情报员参加，但是没有听到他说什么话。没有，吉姆后来从来没有见过赫列布尼科夫或者他的代表……没有，他除了那次以外没有跟他说过话。没有，他当时跟共产党或俄国人没有来往，他想不起大众俱乐部任何一个会员的姓名来……

问：（阿勒莱恩）不至于让你睡不着吧？

答：老实说，没有。（笑声）

是的，他曾经参加过大众俱乐部，也参加过大学里的戏剧俱乐部、集邮俱乐部、现代语言俱乐部、联合俱乐部、历史协会、伦理协会、鲁道夫·史坦纳研究会……要听有趣的报告和认识人，这是很好的途径，特别是要认识人。不，他从来没有分发过左翼书报，不过他曾经订阅过《苏联周刊》……不，他从来没有向任何政党交过党费，不论在牛津时代，还是后来都没有。事实上，他还从来没有投过票……他在牛津参加这么多的俱乐部，有一个原因是，他在国外上过的学校太多了，因此没有什么自然结交的英国同学……

这时审查人都站在吉姆一边了：大家都站在一边反对国安局和他们的官僚主义干涉。

问：（阿勒莱恩）有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是，你既然在海外待这么久，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你是在哪里学会打板球？

答：哦，我有个舅舅，他在巴黎城外有个房子。他是个板球迷。有球网等一切设备。我到那里度假，他就没完没了地找我打球。

[审问人的注解：亨利·德·圣伊冯伯爵，一九四一年十二月，PF-AF64-7]

谈话结束。国安局的代表要求让海顿作证，但是海顿在国外，无法出席。另定日期……

史迈利读到档案中最后一份资料时，几乎已经睡着了。那份资料是在吉姆获得正式审批通过后，国安局胡乱塞进来的。那是当时牛津大学一张报纸的剪报，上面刊载一篇一九三八年六月海顿单人画展的评论，题为《现实抑或超现实？牛津的一个观点》。这位批评家把画展批评得体无完肤，最后幸灾乐祸地说：“我们知道吉姆·普莱多先生为了要帮助悬挂画框，还牺牲了他的板球。我们认为，要是他留在班伯里路，贡献就会更大一些，因为他对艺术的贡献是这次画展惟一感人的地方。也许我们最好不要这么大声讥笑……”

他想睡了，他的心里充满了怀疑和犹豫。他想起了安恩，困倦之中想念得厉害，想以自己的脆弱来保护她的脆弱。他像一个年轻人一样大声地叫着她的名字，幻想她在昏暗的灯光中俯视着他，而这时波普格拉汉太太却在钥匙孔中偷看，不免使他有所顾忌。他想到塔尔和伊琳娜，徒劳无益地思考着爱情和忠贞问题。他想到吉姆·普莱多和明天的事。他隐约意识到即将来临的胜利。他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回折腾了好几次。明天，如果他的运气好，他可能会找到陆地：一个安静的小小荒岛。是卡拉从来没有听过的地方。属于他和安恩。他终于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