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丽华找到同盟一般,“你也爱吃辣?”我点点头,给她看看所剩无几的饭菜,“你看,一点儿辣都没有,照样不少吃。不想它就行了。”
施丽华终于同意吃饭了,一边吃一边还在嘟囔:“我怎么那么倒霉……”
施大姐、施二姐长出一口气,施大姐感激地冲我笑笑点点头。
像第一次一样,我要在化疗前作一系列的检查。入院的第二天,我开始检查,时不时会有护士进来,给我左一张、右一张的化验单。我一直报以“ok,ok,okokok。”
“你怎么跟傅彪似的,贫。”小张护士笑着拍了我一下。
“那是我哥们儿。”我信口胡说。
“真的?”小张两眼放光。
小张护士追星!我想,赶紧辟谣:“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我正跟小张调侃,三个人推门进来,是来看施丽华的,两位男士中较矮的一位就是施丽华的丈夫,姓黄。听他们彼此的称呼,都是亲戚。
“不要这么多人在病房,影响病人休息。”小张护士要求道。
“是是是,我们一会儿就走。”高个的那位男士说。
看小张出去了,施丽华说:“别理她,没事儿。”
家人一阵寒暄之后,施丽华说话了:“我怎么那么倒霉啊,你说。”于是几个人轮流劝说,都是那一套老生常谈。施丽华大概也是听多了,麻木了,她摇摇头,冲着高个男士说:“我就是倒霉,你看,你们一个个都没事儿,怎么就我躺在这里?真是好人不长命,恶人活千年啊。”
高个男士的表情有些尴尬,气也不是,劝也不是;比高个男士更尴尬的是施丽华的老公,他明显感到高个男士脸上的神色不爽,但是看看得了重病的老婆,他也无从发作。
正在这时,何欢说:“小冰姐,咱们到后花园转转吧。”这句话救了尴尬中的两位男士,高个男士近乎虔诚地对何欢说:“对不起,影响您休息了。”说完又冲我点点头,然后道着“对不起”,就往门外走。
何欢有些诧异,“没事儿,我不是这意思……”
同来的女士也向施大姐告别,边“逃跑”边让施丽华“安心养病”。
我跟何欢慢条斯理地走着,何欢还在刚才的情境中:“她每天就是这一句,‘我怎么那么倒霉?’谁听了不烦?”
“她是个病人么。”我答应着,知道为什么何欢郁闷了。
“这里谁不是病人?就她这样,连亲戚都受不了,别人更受不了。反正我不愿意跟她说话。”
“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我做倚老卖老状拍拍何欢,“其实她这样对自己更不好,癌症特别是卵巢癌,还有我这种腺癌,受情绪啊、心理啊、压力的影响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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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哥们儿不努力是敌人太狡猾(3)
施丽华是卵巢癌Ⅱ期,这是她的大姐偷偷告诉我的,据说手术时打开一看,癌细胞已经遍布盆腔,手术只能清除肉眼可见的癌细胞。施大姐边说边掉眼泪:“她肯定要化疗,可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她说。”
“最好让她知道一些,别都告诉她,她积极配合治疗效果才能好。”我以我的经验劝道。
“她一点儿都不配合,你也看见了,她的脾气也不好。”施大姐有气无力地说。
“要活着就得扛!那怎么办?事到临头怨谁也没用。”
施大姐钦佩地看了我一眼,很快又叹口气:“她跟你不一样,她在家是老小,从小就惯着,长大嫁人了,我妹夫对她也没得说,她爱打麻将,我妹夫要把饭菜端到麻将桌上去。”
我无话可说,只有摇头。娇生惯养的恶果,我在心里感激从小父母对我的严格要求;同时告诫自己:对嘟嘟绝不能娇生惯养!而且让孩子有一个好的性格、健康的心态比让他上一所好的学校、学一个好的专业更重要。
周五护士通知我,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就等下周一开始第二疗程的化疗了。
护士通知我检查结果一切正常的时候,陈卫东也在,他马上要去法国采访环法自行车赛,走之前来看我。
我们到后花园散步,说起第一次出院见到儿子,儿子对我的陌生,我忽然觉得眼睛里有太多的水份,它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凝结成一串串水珠,沉沉的,我的眼眶兜不住了,掉落了,两滴,两串儿。
我的腿发软,身体重重地压在陈卫东的手臂上,我能感到他在用力撑着我。我知道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他的支撑,我知道手术时我很快能上班的美好愿望不可能实现了,我还知道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当然还是幼小的正在飞快成长的儿子,所以我调整好呼吸,开始不厌其烦地跟陈卫东絮叨:
“等我这次化疗结束出院后就把儿子接来,再把大姨接来,我要多陪陪儿子。儿子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有些东西要教一教了:要告诉他怎么跟小朋友相处,对女孩子要照顾,要做绅士;对男孩子要谦让,要与人为善。”
我以为我要度过一个无所事事的周末,打电话到父母家,保姆告诉我嘟嘟病了,他爸爸带他去儿童医院了。我立刻请假回家,果然我的儿子发烧了。我要求跟陈卫东一起带儿子去儿童医院输液。
儿童医院人满为患,有多少生病的孩子就有多少揪心的家长。
儿子懒懒地趴在我身上,小手却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那一刻我浑身一定是散发着母性的光辉,以至于我忘了我还是一个即将化疗的病人。
陈卫东催我回医院,怕把我传染上。其实那一刻我甚至希望被传染上,希望传给我,儿子能好得快点儿,希望借此能分担儿子的病痛,那样,作为一个生了重病的妈妈,显得我还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