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认为:在“公众理解科学”这个概念中,科学是可以理解、需要理解的社会活动,而不是必须接受的知识。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说过这样的话:“要能欣赏一门科学,并非得对科学有通彻的了解。没有人认为,要欣赏莎士比亚,自己就必须能写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同样,要欣赏或享受科学的成就,也不一定非得躬身于创造性的科学劳动。” 《现代科普理念》 田松
另一位科学传播的倡导者,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吴国盛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于科学普及,我主张,用“科学传播”概念替代传统的“科学普及”概念,来整合视野越来越广、内涵越来越深的新世纪科学普及事业。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科学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功能在变化,科学普及的理念也在变化,由居高临下的单向传播过程变成了公众与科学家之间平等的双向互动过程;第二,政府和传媒的介入,使得科学普及的运作方式发生变化,由少数人的事业变成了一项社会立体工程。” (《科学传播人才培养是关键》,原发表于《上海科坛》2002年第二期,《科学时报》2003年1月19日科学周末一版全文转载)
总得来说,科学传播代表了一种新理念,它不是要取代传统的科学普及,而是代表着传统科学普及工作新的发展方向。今天的中国不同于几十年前的中国。国民教育素质大大提高,高中教育已经普及,大学教育也走向普及。传统科普工作面对的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兵阶层。而如今传播科学精神,更要面对拥有很深的文化知识,但对科学事业不理解,甚至不认同的知识分子。另外,科学普及多少是一种国家行为,而科学传播则是科学界本身与社会各界取得沟通的一个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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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科幻文学与科学传播的关系
并非仅仅是普遍老百姓不关心、不了解科学,而且就连那些懂科学的人也对科学缺少真正的信念。他们谈论科学,见过科学成果,但是科学对他们却毫无意义。——威尔斯《获得自由的世界》,187页,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段出现在一部科幻小说中的言论,是威尔斯在二十世纪初写下的。它道出了一个自觉地在科幻小说里进行科学传播的作家的动机。科幻文学和科学传播几乎从一开始就有深厚的血脉搏关系。
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明确的是,科幻文学本身既不是科普工作的一部分,也不是科学传播工作的一部分。它属于文学艺术。如果两者合而为一,也就不需要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了。鉴于中国科幻在发展过程中承受了许多来自科学界的误解,这一申明是很必要的。
其次要明确的是,并非所有的科幻作品都与科学有关。有的朋友看到笔者前面的内容后说,你这本书的名字应该叫“部分科幻文学与科学”。虽属戏言,但也道出了真理。相当一部分科幻小说是传奇性的,或者寓言性的。它们的作者主要在艺术方面有追求,而不在意作品于科学方面的价值。在本卷中,笔者没有谈论许多大师级的科幻作家,如巴拉德、奥尔迪斯等人,也因为他们的作品与科学关系不大。
所以,我们确实是在讨论“部分科幻作品与科学传播的关系”,只不过要在每个“科幻文学”一词前都加上“部分”两字非常别扭。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明确呢?因为许多人从这种关系倒推回去,认为那些与科学无关的科幻作品价值不大,甚至是伪科幻,这就有些唯科学主义色彩了。它们仍然是优秀的科幻作品,只不过是科幻文学中的另一些小类。
科幻文学和科学传播最重要的关系,是它们都奠基在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技术史这“三位一体”的三种学科基础上。本卷的文字都旨在分析这种关系。在此不赘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科学传播工作者接受过这三门学科的专业训练,而迄今为止,科幻文学作家只是在创作中自发地讨论相关的问题。
科幻文学和科学传播都把科学精神,而不是具体的知识细节当作核心任务。科幻小说能够给予读者的,绝非几个奇思妙想,一堆专业术语,而是要将人文精神,将美与人性重新与科学结合起来。在科学发展的早期,它们曾经是一致的。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坚持自己负有让全人类智慧起来的使命。他们的豪情壮声,即使用“抛头颅、洒热血”来形容也不过分。但在社会分工日益加深的现代,科学正在与人性和美分离,甚至彼此隔膜。当我们在一些大专院校里看到哥白尼、达尔文等人的画像时,并不能把那里的职业科学工作者当成这些先驱的后辈。他们更多的只是一些从业者。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当代科学家如此的专业化,如此地深居于象牙塔中,科学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神圣色彩也正在褪去。大众一方面享受着科学带来的巨大财富,一方面远离科学。种种反科学和现代迷信居然是通过互联网这样的高科技产品在全世界传播。享受科学成果而拒绝科学精神,这正是当代社会的深刻矛盾。
科幻文学和科学传播另一个相同点,是它们都建立在作者与受者之间平等的关系上。小说从来就是“闲书”,除了中文系的学生和专业文学评论家,恐怕没有多少人以读小说为工作。资深的小说作者理解这一点。他们的作品较少居高临下,更多地在分析读者的心理,阅读习惯,以服务的态度来创作。而这正是科学传播概念的特点。
本书最后这段文字是写给认同科学价值并有志于宏扬它的那“部分科幻作家”的。希望大家主动学习一下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技术史的知识。并且多与这些学科的专业人士交流,努力把创作的基础打得更扎实。
第三节:建筑跨文化之桥
余秋雨是当今中国有代表性的文人,自己也认同这个角色。1999年七月11日,他到长沙岳麓书院主持讲座。首都医科大学的吕洁通过网络向余秋雨提问:21世纪是人文科学退化的一个世纪,中国文人同样会走向没落。自然科学从而成为一个压倒优势的主角。请他谈谈自己的看法。余秋雨作了如下的回答:
我认为如果仅仅是人文科学完全退化,自然科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想这是在座的自然科学的老师也不会赞成的。因为出现的情景将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不完整的人,一个不完整的世界,它所出现的东西带有很大的恐怖性,它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恶果……对人的关怀,这个概念如果在下个世纪都没有人研究了,研究的纯粹是自然科学,那我想太恐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这样认为,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自然科学大大发展,但是,我们即使拼着最后的努力,也要阻止人文科学全线败退的这种恐怖的现象出现。《寻找文化的尊严》32页,湖南大学出版社会2000年出版。
21世纪是否是这样的世纪姑且不论,这段回答充分地表现了当代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进步的恐惧感。从其中不断出现的“恐怖”这个词就可以看出。而在这种恐惧感的背后,就是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深深沟壑。
97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上。中国《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杨潇宣读了名为《科幻与跨文化交流》的论文,提出科幻文艺具有成为促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交流的中介的价值。专门论述这一课题的文章,笔者仅止找到了这一篇。在该文中,杨潇概述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分歧和根源:科技文化以为自己可以解释或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而表现出某种科学主义倾向,人文文化由于对新兴的科学文化不了解,非常容易把当前社会所产生的弊病都归之于科技发展的结果。《97北京国际科幻大会论文集》115页。形成这条鸿沟的既有行业壁垒又有教育体制的缺陷。优秀的科幻文学当然不能从根本上填平这个鸿沟,但至少可以建筑一条小桥。能在我们意识鸿沟上架通桥梁,并使人们同时吸取两种文化的精华的,就是科幻文艺了……它促进科学技术文化和人文艺术文化的沟通,而且以人们乐于接受的方式显示出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科幻摄取科技文化和艺术文化的精髓,促进两种文化彼此理解,相互交融,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良好方式。(同上)。
将科幻文学作为沟通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关系的工具,和上一节把科幻文学作为科学传播渠道之一的提法,是递进的关系。反过来,科幻文学本来就是出生在两者之间的“无主地带”里,以自身作为跨文化沟通之桥,也能更好地彰显科幻自身的价值。
不过,拥有这种自觉意识的人就是在科幻界内部也是不多的。科幻界里长期存在着一个有趣的争论——软科幻硬科幻之争,就是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之争在科幻界内部的体现。具有理工背景的科幻作家,以“硬”自豪,嘲笑人文背景科幻作家缺乏科学素养。反之,人文背景的科幻作家则嘲笑前者不擅于在作品里把握人性。甚至,他们各自称自己的写作风格为“真科幻”、“纯科幻”、“核心科幻”,而对方的则是“伪科幻”、“假科幻”、“边缘科幻”。
其实,科幻文学恰恰是科学与文学两者的混血儿。是它们彼此交融,蕴育而产生的新的精神产品。这种交融首先便产生在作者身上。一个科幻作者必须同时在“真”与“美”、科技与人文方面都有悟性。暂时不能兼备没关系,重要的是他应该知道自己的所长和所短,并且努力弥补之。当然,确实有一部分科幻作者知道自己的缺陷。理工科背景的作者知道自己创作水平低,人文背景的作者知道自己科学根基浅。他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而第一流的科幻作品肯定是这种交融后的产物。
人们曾把凡尔纳视作“硬科幻”的先驱,把威尔斯视作“软科幻”的开创者。但是,在开始科幻创作之前,凡尔纳是拜在文豪大仲马门下的纯粹文学青年,以当编剧为人生志向。而威尔斯则是一位生物学教师,撰写过很权威的,翻印过十几版的生物学教材。这两位科幻先师能够有后来的创作成就,肯定曾花了很大力气弥补自己的不足。
北京科幻作者星河有这么一段评论,可称入木三分:“模糊的概念正成为一些烂作的遮羞布。当一篇作品中出现大段技术硬块(指不能与文章合乎逻辑地相容,甚至有可能是原封不动地引自科学文献或科普作品的所谓知识点)时,作者可以义正辞严地宣告:“我写的是硬科幻!”而当一篇作品毫无科学常识甚至近乎神话时,作者可以毫不羞愧地声称:“我写的是软科幻!”
科幻作者只有从自身作起,兼备两种文化的长处,让它们在自己的大脑里融会贯通,才能蕴育出优秀的科幻之花,也才能构筑坚实的跨文化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