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太多的过程要走到,太多的障碍要克服。但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个运输问
题。从a点到b点再到c点,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框架下,一路还要解决很多
物证和技术问题。这就像一个项目管理练习,能够预想和计划到一系列简单的行动,
同时又要达到一个复杂的目标。&rdo;
贝利斯慢慢体会这里面的信息,他努力把我所说的话与这次调查的进展联系起
来。
开车回到纽艾顿的途中,我开始回想有关卡罗尔和哥登的朋友、邻居和同事的
大量的事实、报告和观察。整理出所有这些东西之后,我知道其中很多都在卡罗尔
的死亡当中没有意义,但是,每一片消息在开始的时候都值得给予同等的注意。我
现在必须把一切信息都进行归类,决定哪些消息是可靠的,哪些是可以彼此产生联
系的。而且看看它们如何跟各种各样的叙述产生联系。
贝利斯邀请我去参加犯罪咨询小组,这意味着我必须从头到尾卷入其中,也在
调查活动当中担当正式的责任。不是局内人很少接触到一次调查行动的内核,而我
也认为这是对我的相当大的赞赏。在许多方向,我都有一种优势。跟已经参与了数
百次刑事调查,而且面对时间、金钱和媒体关注的压力的警官不一样,我可以退后
一步,观察更大的一个图景。
刑警最容易落入的一个圈套是形成一个概念,或者关于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的
假设,然后想法找到符合自己的假设的事实。接连而来的信息在他们的头脑里以不
同的方式予以处理,这取决于它是否符合自己的假设,如果有数十名警官都卷在一
个共同的目的当中,而且还在时间和精力上投入很多,问题就会被夸大。如果一条
信息突然间出现,但又不符合事先的假定,那就有可能贬低它的价值。他们会找到
理由来否定这个来源,或者说服自己这条线索并不重要。
有可能影响大型调查案的另外一个困难在于个别刑警会感觉到他们自己的调查
意义最大,因为这就是他们自己的投入之所在。我记得在斯戴芬尼&iddot;斯雷特的绑架
案当中,我就在莱切尔格林的专案室里,当时有数名刑警都在执行不同的任务,比
如查找服刑释放人员档案、当地的线人和其他的一些房地产公司代理人。至少有三
个人单独到了我跟前来,他们都相信绑架案的答案就在于他们正在做的工作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