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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文字的天才

陈布雷1926年至1948年，长达二十余年，为蒋介石之心腹助手。他长期担任侍从室二处主任兼五组组长，他的心理背景乃是：“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

他最重要的幕僚作业，是为蒋介石撰写重要文章、文告，《对张、杨的训话》《西安半月记》均出其手。

他的*写至1938年，实际是他的自订年谱。

他的文章逻辑严密，思虑深远，而他的修养，遂于经史，学问淹雅。其幕僚作业，思虑绵密而治事周至。

他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大量涉猎中英文名著，历史由沈尹默教授，称做掌故史，偏重文化史内容，另致力于19世纪晚期宪法史，比较宪法等课程。那时他已剪去辫子这“可耻之物”。1911年，他22岁，革命思想业已初步养成，毕业的时候，他的老师对学生说“望汝等不以此为止境，须知中国方在开始一前所未有之改革期也”。

1911年，戴季陶到他宿舍，力劝他到东北，做蓝天蔚的幕僚，他不愿离开《天铎报》，婉辞之，戴季陶还埋怨他胸无大志。

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撰发《对外宣言》，初稿为英文，王亮畴交到上海《天铎报》。报社总经理陈芷兰说，陈布雷即能翻译。亮畴不信，马上现场试译一段，都觉得不失原意，遂由他全篇译之。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2）

亮畴又将文字润色一遍，《天铎报》刊之。次日，《民立报》的徐血儿对于右任说，此文被《天铎报》译之先登，可惜，可惜。

到了1938年夏，三青团筹建，刘健群执笔草拟《宣言》及《告青年书》。蒋公指定此二稿必须交由陈布雷修改，当时正撤退，辗转重庆、武汉之间，五易其稿，仍觉原稿难以改好，最后不得已放弃之，由潘公展重新拟稿，布雷加文学润色，才通过。

旧时幕僚，替人捉刀代笔，就其撰述公文而言，不须文采，只要没漏洞即可称佳。《幕学举要？总论》谈到这一点，尝谓：“文移稿案，原属平浅。留心细看，习练久则自知之。”只要不出常识笑话就很不错了。

但是陈布雷的文章相反，他写得专业、实用而文章气势逼人，而又妥帖安稳，将难以照顾周到的文章难点处理得恰到好处，可称调和鼎鼐之手。也正因为太过用力费心，惨淡经营，他的身体透支迅速，到自戕前，尚属人生壮年，却已无法支撑。

主佐文幕的经纬

布雷先生在蒋介石身边做幕僚，贡献极大、时间极长，而且用志不分，品格意志最为专一。同样重要的幕僚还有陶希圣，但陶氏中途变节，复又反水，颠来倒去，真不好说。蒋纬国在他的口述自传中说：“最早替父亲拟稿的有陈布雷、陶希圣两位先生，陶先生最杰出的两本书是《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可惜《中国之命运》的原稿被烧掉了。秦孝仪、陶圣芬、楚崧秋、萧志成也曾先后执笔；有些人则是从记录开始做起，后来都是做事务性的工作，如孙玉宣、周宏涛。”

1926年春天，邵力子向陈布雷转述蒋介石的慕重关心。

其时布雷任职于《商报》。

该年年底，他和潘公展赴南昌，除夕晚上拜谒张静江先生，翌日见到蒋介石。他来的时候，就拎着一个小包，带着他自用的文房四宝到来了。

1927年2月，蒋介石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就是蒋氏口授，布雷根据其意思而起草的。这可以说是他正式的首次幕僚作业。本来蒋氏要他担任“中央日报”总主笔，因彭学沛在任上，他辞谢了。1928年，北平克复，乃随蒋先生赴北平，途中起草总司令呈文。接着又起草《祭告总理文》。这期间他兼任《时事新报》主笔、浙江教育厅长等职。

1934年在蒋介石南昌行营，蒋先生告诉他，幕僚方面，政务有杨永泰，军事有熊式辉，文字方面，极需像他这样的人在左右。其后不久他就正式往南昌，担任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熊、杨为常委，开始网罗青年留学生来此做研究、调查、设计等工作。

委员有二十多人，但陈布雷说：“真有学问见解又能明识分际者，寥寥四五人而已。”

1935年初撰写《敌乎，友乎？》，痛斥日本野心军阀之无知，发表后多方转载，引起轰动。接着赶到南昌过旧历年。行营设计委员会撤销。改组设立于1933年的侍从室，设立一处二处，分工是一组总务、二组参谋、三组警卫，属第一处，主任晏道刚；四组秘书、五组研究，属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此后，他的行踪，大处而言，就是武汉、重庆、南京，一直到自裁身亡。

他平时主佐文字文案，偏重思想、文化等，而非军事——萧赞育《在侍从室共事的一些印象》谈到，陈布雷先生作为幕僚的作业性质，重心是文字工作而非其他。那是萧赞育和布雷先生首次见面于牯岭，聊天闲话，首先他略述身世、身体及其兴趣，并说，此次蒋介石要我跟随在他左右，是要我帮忙他文字方面的工作，而不是要我帮他处理政务或预备要我做其他的事情。　。。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3）

他随蒋先生出行，每到一处，一有空闲，就是买书，像《陈后山诗注》就在南昌买得，所购图书多为四部要籍以及英美近代史等文史类图书。

1935年是他幕僚作业极为繁剧的一年。大致行程是汉口、重庆、贵阳、昆明、个旧、开远、重庆、成都、峨眉山、上海、浙江慈溪……

4月份他从汉口飞往重庆，住在上清寺农村。这期间他和四川军政文化界接触很多，他对四川人的感觉：“觉川人之颖慧活泼实胜于他省，而沉着质朴之士殊不多觏。模仿性甚强，亦颇思向上，然多疑善变，凡事不能从根本上致力。文胜于质，志大而气狭。”

这种看法和意见，他也作为心得贡献于蒋介石之前。因而蒋介石初到四川，即以质朴诚信来勖勉川人，目的是劝勉川人服从军政系统。

有趣的是差不多在相同时间，郁达夫发表文章，对浙江人脾性力斥不留情面。“浙江自古是文化灿烂之邦，不过近几十年来，弄得萎靡不振，鬼怪横行。市民只知道喝喝茶、买买菜，无反抗心，无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