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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我即刻赶回燕京大学，做些出发的准备。

正当此时，12月8日清晨，风云突变，寂静的校园响起日本侵略军的摩托车声，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杀气腾腾冲进来，把全校师生集中在贝公楼礼堂，宣布封闭燕京大学，全校###。

铁蹄践踏了自由的学府，美丽的校园一片肃杀，师生们把极大的愤怒埋藏在心头。从贝公楼礼堂疏散出来，我一路想，育英支部的几名同学刚考入燕京大学不久，不会###，但随着形势的恶化，必须提高警惕。我抓空隙，分别同宋汝棼、饶毓菩、戚天庆等取得联系，叮嘱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随时保持联系。当晚及稍后时间，日本兵开始抓人。被抓走的有学生，也有教授，有中国教师，也有外籍教师，气氛非常紧张。校长司徒雷登也被日本兵抓走了。

第二天上午，在鬼子兵的监视下，驱赶全校师生立即离校。师生离校时还要遭受搜身检查，谁要稍加反抗就会招致殴打。我和同学扛着行李走到西校门时，看到女同学安笑岚正吃力地扛着行李走，我们几个同学走过去，用自行车帮助她驮行李。分手时，大家心情愤慨，又感到茫然。回头望去，昔日生机勃勃的校园变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

四、探查秘密交通线

告别燕京大学校园，我把行李存放在北平城里花枝胡同饶毓菩家，交代要回趟家，就匆匆上路了。

那天，我穿着黑布鞋蓝大褂，肩挎一个白布小包袱，带着随身用品，一副买卖人的打扮。到前门长途汽车站上车，经广安门、卢沟桥、良乡县城。每到一处都要接受敌伪检查站的搜身检查。中午抵达长途汽车的终点站—房山县长沟镇，这里是敌人的据点，设有敌伪军的炮楼，满街有敌伪军人窜来窜去。我下车后，在沿街的一个小饭馆吃了中午饭，便徒步向惠南庄走去。边走边打听，当日黄昏走进惠南庄。按事先的约定，找到村中的高台阶黑漆大门，认准这是秘密交通站，伸手扣响门环，两声轻一声重，如此三番，门内没有动静。我正纳闷，忽听身后有人低声问：“你找谁？”只见身后闪出一个壮实干练的青年人，两眼炯炯有神地打量着我。我想起刚进村时影影绰绰有个人远远跟着自己，看来就是眼前这个青年人。

“我找周大爷。”

“他不在。”

“周大哥也行。”

“有什么事？”

“想买蜂蜜”。

上述对话都是早已约定好的。青年人再叩门环时，门开了。一进门，青年人就握住我的手，“我是周景岩，家父知道你要来”。

周景岩是晋察冀社会部平西情报联络站的交通员，他的父亲周硕臣是一位教师，抗日开明人士，父子二人都担负着秘密交通工作。周家父子热情招待远道而来的同志。住下后，周硕臣老先生介绍说，这里是敌我交界拉锯村，两面政权，白天敌人来了应付敌人，夜晚敌人走了给自己工作。不知什么时候敌人就闯进来查户口，你的名字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我想，日伪报纸天天宣传“大日本帝国”“圣战战果辉煌”。什么大日本，你们是小日本，我们中国才是大中国。小日本可以猖獗一时，但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我们大中国一定能取得胜利。于是脱口而出：“我就叫大中，张大中。”

这就是我的名字张大中的由来。

我和周家父子商定，由周景岩去天津向周彬、黄云汇报，并接周彬、黄云等同志来平西。周硕臣先生带我去平西根据地。

在惠南庄住了几天，了解了附近敌伪军队活动的情况，夜幕降临后，周硕臣带我启程。

别看周老先生四十开外，走起村路来还是比我这个学生出身的青年强得多。他始终步履轻捷，气息匀称，时不时还提醒我“小心”“探着点儿”。走着走着，他看我气息急促，渗出汗星，一把夺过我的包袱替我挎着。趁着月明星稀，绕过敌伪据点张坊，爬过一丈多深的封锁沟。后半夜，终于抵达山坡上的一个小山村，周硕臣伸手一指，“到了。”这里就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前哨片上村。我举目细看，斜坡上，月光下，飒爽伫立着八路军的岗哨。

“干什么的？”岗哨问。

“走亲戚的。”周硕臣答。

周硕臣经常走这条路线，与很多八路军干部战士相识。他们说了几句什么话，哨兵就把我们引进了哨所。

当周硕臣向哨兵介绍“这是那边过来的同志”时，年轻的八路军战士热情地握住我的手，“欢迎你，同志！”

我感到一股热流在全身涌动。眼前是自己的同志，脚下是自己的土地，头上是自由的天空，看不到令人憎恨的膏药旗，看不到端着刺刀、耀武扬威的日本宪兵，听不到从电影院、日本料理传出来的怪里怪气的靡靡之音，在这一刻我恢复了中国人的自尊。没有经过沦陷屈辱的人，是体会不到此时此刻的幸福与激动。说话间，我发现自己已是泪流满面。

在这个与敌伪军对峙的前哨里，我们喝了几缸子热水，稍事休息，即沿着拒马河谷上行，经六渡村到达十渡村（即今山势险峻的十渡旅游风景区）附近的西庄。周硕臣介绍，这里是房（山）涞（水）涿（县）县委驻地。他把我交给县委，就返回惠南庄。

送走周硕臣，我心潮久久不能平息，不停地寻思，像周硕臣这样的老先生，家财殷实，又有文化，本可以衣食无忧地过自己的日子；是什么让他不仅支持儿子参加革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