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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近因与远因（第1页）

假设你有个朋友刚花5美元买了一块香浓巧克力布朗尼蛋糕，而你想了解她购买行为背后的原因，于是问她：“你为什么要买那块蛋糕？”她可能只是回答：“我饿了。”如果她愿意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可能会提到她喜欢巧克力的味道，或无法抗拒新鲜出炉的布朗尼那令人愉悦的芳香。

你的朋友对于自己行为的解释被生物学家称为“近因”（proximatecauses）。“proximate”这个词跟“proximity”（接近）相关。这类原因指的是相对临近、即时出现的事件的影响。例如，对自己当下的感觉或思维产生的影响。

近因很重要，但它只是故事的表面部分，并不触及更深层次的问题。首先，布朗尼的味道为什么好？这种进一步的提问就是在探究生物学家所说的“远因”（ultimatecause）。远因透过表面深入本质，关注的不是一个行为的直接原因，而是其进化功能。例如，追问某一种行为倾向曾经满足了人类祖先的哪些目的。就布朗尼而言，每当人类看到、闻到或是吃到富含糖和脂肪的食物时，其大脑就会兴奋起来。这种喜爱布朗尼的机制的存在，是因为高热量食物曾帮助人类的祖先积蓄能量，使他们得以在高营养食物经常匮乏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这就是高脂高糖的布朗尼对人类的吸引力要大于健康、低热量、无脂肪的甘蓝菜的远因。你的朋友为一块巧克力布朗尼支付了5美元，近因可能是她喜欢那令人愉悦的味道，而远因则是对高糖高脂食物的偏爱曾有助于战胜进化过程中关键的生存挑战。

各派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一般只关心人类行为的近因。在近因层面，人们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主观感觉更好。人们都在努力体验快乐、幸福或满足，同时回避痛苦、悲伤或郁闷。经济学家把所有的近期目标都解释为提供“效用”（utility）。如果你问一位经济学家某人做某事的原因，答案永远是“效用”。比如，当我决定挥霍200美元在悉尼餐厅用餐时，你就能断定我从悉尼港的美景、美食和美酒中获得的效用，要远大于我在麦当劳吃20次10美元快餐所获得的效用。

如果你去探寻关于决策的浩如烟海的科学论著，那么找到的大多是对于人类选择近因的解释；而故事的另一半——行为的远因，则是显著缺失的。

行为的远因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它们往往很难被看到。如果你连在表面之下还有暗流涌动都没意识到，那就更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行为的近因和远因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就布朗尼而言，像“我饿了”这样的近因解释显然跟获得生存所需的热量这个远因有关，要建立有意识的关联并不难，但近因和远因之间的关联往往没有这么清晰。思考一下鸟类为何要每年迁徙的问题。近因是昼长缩短，昼长是触发鸟类迁徙动机的直接因素。但是鸟类迁徙的远因跟昼长毫无关联，而是与最佳的食物和交配地点随季节变化有关。

当一只金黄鹂决定开始一年一度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到哥伦比亚波哥大的旅程时，它无须知晓昼长、季节、生存与交配之间的联系。同样，我们这些观鸟的人类通常也不清楚自己大部分决策的近因和背后的进化远因之间的联系。要做出当下的决策，你无须理解自己的选择跟祖先的成功经验有何关联，就好像你拧钥匙打火开车去超市的时候，无须了解汽车的发展史或是内燃机的原理一样。不过，你无法时刻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远因，并不意味着它们在潜意识层面对你的选择没有影响。

排卵周期的潜意识影响

假设你是一位在网上买衣服的女性。你是否觉得当你的生理周期处于更容易受孕的阶段时，你购买的衣服会和平时有所不同？

女性能否受孕取决于其月经周期，人类的月经周期通常是4周。女性在该周期中1周左右的时间里（排卵期）可以受孕，即排卵期。雌性黑猩猩会以亮红肿胀的臀部显示自己正处于排卵期，而人类的指征则没有那么明显。如果没有受过特别的教育，大多数成年女性甚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排卵。但是，如果一位女性不知道自己正在排卵，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她的行为不会受到影响呢？

为了进一步研究，市场营销学教授克里斯蒂娜·迪朗蒂和她的研究团队征集了一批没有进行激素避孕的女性。这些参与者被告知先要做一个尿检，就是往一根化验棒上排尿。虽然她们以为这是对她们总体健康状况的检查，但实际目的是要确认她们是否处于排卵导致的荷尔蒙激增期。排卵期和非排卵期的女性接下来都参与了一场网购狂欢。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像TheGap或OldNavy那样的网站，这个虚拟商店里有超过100种衣物和时尚配件，包括裤装、裙装、衬衫、鞋、手袋、钱包等。不过这些产品都经过了有策略的筛选——一半衣物和配饰偏性感、时尚、诱人，而另一半偏保守、严肃。虽然参与研究的女性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排卵，但那些处于排卵期的女性都选择了更性感、更暴露的服饰——短裙、高跟鞋以及暴露的透视装。

还有实验表明，即使在不穿衣服的时候，女性的行为也会因其排卵期而改变。在另一项研究中，杰佛瑞·米勒、乔希·季布和布伦特·乔丹招募了不太寻常的一组参与者——18位职业脱衣舞女。这些女性记录了她们在60天中拿到的小费，期间研究人员监控了每个人的生理周期。这些舞女在非排卵期时，平均每上5小时班能赚到185美元；但在排卵期的时候，她们几乎可以多赚一倍，达到335美元。研究人员推测，排卵使得这些女性下意识地做出更加性感的举止，不可见的荷尔蒙状况的变化产生了可见的经济影响。

如果你问一位正值排卵期的女士为什么买了条性感的裙子，她可能会给出一个近因解释，例如“我就是想尝试一下”或是“我今天心情不错”。这些解释有助于理解表面发生的事情，但并未提及为什么排卵会导致女性更想尝试冒险。在更深的终极层面，排卵改变女性行为的原因远不只是她们当下的心情。

纵观进化史，在女性每月排卵的短暂窗口期，即可以受孕的这段时间，她们的行为对人类繁衍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就其他哺乳动物而言，我们已知排卵对雌性行为的改变方式是以在易受孕阶段使繁殖机会最大化为目的（想想黑猩猩“表亲”的红屁股）。排卵女性的荷尔蒙也有类似的表现——她们会每月按时改变其决策以增加交配的机会。

排卵导致女性的穿着和行为更具诱惑力的近因可能是她在这段时间感觉自己更大胆，但远因是排卵促使女性产生更多在遗传设计上对异性更具吸引力的行为。这说明女性在这段最容易怀孕的特定时期内会更爱冒险、更爱调情，因为这样最符合人类祖先的繁衍需要。无论我们是想搞清楚为什么人饿了想吃布朗尼，还是要弄明白为什么排卵期的女性喜欢购买性感的服装，都需要了解这些行为的远因，而不仅仅是近因。

远因和近因并不矛盾。争论一个人吃布朗尼到底是因为她饿了（近因）还是因为高糖高脂的食物曾帮助她的祖先应对过生存的进化挑战（远因），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相反，这两个层次的解释是相辅相成的。近因解释表面上发生了什么，远因解释在更深的进化层面上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要在意选择的远因呢？一方面，单凭近因对人类行为的理解是不完整、不充分的。例如，经济学家观察到一些处于排卵期的女性喜欢购买性感的服装，便由此推断女性在月经周期中特定的时间里尤其喜欢性感的装束。但是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解释清楚原因。事实上，大多数传统的科学家甚至不会研究女性购买决策的变化是否与她们的排卵期有关。即使他们偶然发现了这个关联，得出的结论也会是“她们在排卵期的性感行为是非理性的”，因为从表面看，对现代的女性购物者或脱衣舞女来说，她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段时期的行为更有可能让她们怀孕。为了彻底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透过表面探究实质。

透过表面探究我们行为背后的远因，为那些可能看似奇怪的决策提供了宝贵的洞见。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决策谬误、偏见和失真，然而他们只是罗列现象，却没有提供任何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犯这些错误。进化心理学家则不同，他们提出了关于这些错误的理论。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述，这种关于错误的适应性理论不仅能帮助我们学会欣赏那些看似荒谬的决策中深藏的智慧，还能让我们提前预测人们会在什么时候犯什么错误。

肯尼迪家族和风险生物学

基于表层解释和深层进化原因的区别，让我们再想想肯尼迪家族的诅咒。从表面上看，约瑟夫·肯尼迪的后代似乎做出了很多愚蠢的选择，这种冒险倾向实际上从约瑟夫·肯尼迪本人就开始了。他能够成为最年轻的银行总裁，就是孤注一掷的结果——在一宗交易中，他借用大笔资金，跟波士顿那些有权有势的金融家硬碰硬，当时他有可能会输得很惨。实际上，约瑟夫·肯尼迪并不是每次冒险都同样幸运——在大赚650000美元享誉华尔街之前没几年，他就因错投一只后来惨遭腰斩的股票而损失了大部分财产。还在哈佛大学上学的时候，他就相当富有冒险精神。虽然当时法律对酒类有诸多限制，但肯尼迪在各类聚会上总能为大家提供充足的酒水。他的贩酒生意在实行禁酒令期间照常运营，因而有评论人士猜测他跟黑帮有秘密来往（黑手党弗兰克·科斯特洛曾宣称，他在经营合法企业之前跟约瑟夫·肯尼迪做过生意）。

此外，约瑟夫·肯尼迪在性方面也勇于冒险。虽然他在波士顿的罗马天主教会中地位显要，但他曾跟很多女性传出绯闻，不仅是好莱坞明星格洛丽亚·斯旺森。在女人和性方面，约瑟夫后代的冒险精神更是众所周知。肯尼迪总统曾经动用特工替他做掩护，把美女偷偷带进白宫。雪上加霜的是，这位总统的一位情妇还是黑手党唐山姆·詹卡纳的朋友，后来共和党人又把这个信息泄露给了媒体。之后，约瑟夫的孙子迈克尔·肯尼迪跟一个未成年的临时保姆发生私情后，差点被判强奸罪而锒铛入狱。另一个孙子威廉·肯尼迪·史密斯被多位女性控告性侵犯，还有一次被控告强奸。而特迪那件事，别的不说，他作为一个已婚男性，跟玛丽·乔·科佩奇尼在汽车里都做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