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逐渐认识了痛苦的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沧桑感,所以我并不奇怪,在梅迪和我认识到我们必须分道扬镳的时候,我们居然如此亲密。其实,那天晚上的亲密感是一种幻觉,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对过去感到怅惘,对世界不再静止不变感到伤心。
我们俩在一起的生活并未改变。他还是住在我公寓中他的房间里,早上还是送咖啡给我喝。但我知道梅迪在外面有完全不同的生活。他变了。做仆人的时候,他性格开朗,成天乐呵呵的,因为他知道别人会照应他,凡事都有人给他拿主意。这样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失去了这种开朗,也就失去了与之相伴的东西——他再也不能漠然对待过去发生的事,再也无法忘却,无法精神抖擞地迎接新的一天。他在内心深处似乎感到一种酸楚。责任对他来说是新事物,有了责任,他肯定感到了孤独,尽管他有很多朋友,并且有了新的家庭生活。
我摆脱了旧的生活方式,也感到了孤独和忧郁。这些感情深藏在宗教的根基之中。宗教把忧郁转化为促人向上的敬畏和希望。不过我已经抛弃了宗教生活和宗教的安慰,不可能重回老路,事情就是这样。对世界的忧郁是一种我不得不独自面对的感觉。有时候,这感觉非常强烈。有时候,它又荡然无存。
我刚从对梅迪和过去的悲伤中恢复过来,又遇到了一个从过去来的人。这人有天早晨到店里来了,是梅迪带进来的。梅迪一进门就兴奋地喊:“萨林姆!萨林姆!”
原来是因达尔,就是在海岸的时候挑起我内心恐慌的那个因达尔。那天我们在他家那幢大宅子里的球场上打完壁球,在聊天中他让我直面自己对未来的担忧,在我离开之前给我描述了一幅灾难般的景象。是他让我想到了逃离。结果他自己去英国上大学,而我逃到了这里。
梅迪刚把他带进屋,我就意识到自己又落伍了。和往常一样,商品摆得满地都是,货架上满是廉价的布匹、油布、电池和练习本这类东西。
他说:“几年前我在伦敦听说你到这里来了。我一直想知道你在干什么。”他的表情冷冷的,夹杂着恼怒和嘲讽,好像是说他现在也不用开口问了,看到我这样子他并不吃惊。
事情来得非常突然。刚才梅迪从门外跑进来时叫道:“萨林姆!萨林姆!你猜是谁来了?”我立刻想到他说的应该是过去我们俩都认识的什么人。我以为是纳扎努丁,或者是我的家人,某个姐夫或侄子。我当时就在想:“我应付不了啦!如今的日子不比以前,我担负不了这责任。我可不想开医院!”
我原本以为有什么人打着家里、家乡或者宗教的旗号来投奔,我都准备好用什么脸色和态度来应付了。没想到梅迪把因达尔带来了,这让我有些沮丧。梅迪却喜出望外,真正的喜出望外,不是装出来的。他很高兴有机会重现过去,显示自己曾经和显赫的家族有过来往。而我却满腹牢骚,随时准备把自己的忧郁像冷水一样泼向来客,不管他是不是憔悴不堪:“这里没你的地方。这里不收容无家可归的人。你另谋高就吧!”还没有摆出这副嘴脸,现实就把我推到了相反的境地。我必须假装自己在这里混得还不错,甚至相当好。我要让对方感觉到我这小店虽然看起来乏善可陈,但实际上背后在做大买卖,一赚就是几百万!我要让对方感觉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我预料到这地方要繁荣,所以才跑到这位于河湾的小镇上。
在因达尔面前,我没法表现出别的样子。他总是让我感到自己是如此落伍。他的家庭在海岸虽是新贵,但比我们这些旧派家庭都要强。他们家出身贫贱,他的祖父一开始不过是铁路上的契约劳工,后来成了放高利贷的。就是这贫贱的出身也被人们套上了光环,成为他们家族传奇的一部分。他们敢于投资,善于理财。他们的生活远比我们有品位。此外他们还那么热爱各种比赛和体育活动。我们总是认为他们是“现代”人,觉得他们的风格气质和我们完全不同。这样的差异久而久之你也就习惯了,甚至会觉得很自然。
那天下午我们打完壁球之后,因达尔告诉我他要去英国上大学。对于他的去向,我既不感到愤恨,也不觉得妒忌。去国外,上大学,这完全是他的风格,一点儿也不出乎我的意料。我之所以有些不快,是因为我感觉自己落伍了,对未来一筹莫展。我的不快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他让我感到了不安。他当时说:“你知道,我们在这儿都被耗空了。”这话字字属实,我也知道它是实话。但我不喜欢他把这一切挑明——他那种口气让人感觉他自己已经解脱出来,做好安排了。
从那时到现在,八年过去了。他预言的事情果真发生了。他们家蒙受了巨大损失,大宅子没了,一家人各奔东西(他们把那海岸小镇的名字加入家族姓氏之中),和我的家人一样。现在他走进我的小店,我发现我们之间的差距一如往昔。
他的衣服、裤子、条纹棉衬衫、发型、鞋子(牛血的颜色,鞋底薄而结实,鞋尖处显得有些紧),无不透出英国的气息。而我呢?我傻坐在商店里,外面是覆盖着红色尘土的马路,还有集市广场。我等了太久,忍受了太多,我变了。但在他看来,我却一点儿没变。
我一直坐着。站起来时,我感到隐隐的恐惧。我突然觉得他重新出现只是为了给我带坏消息来,我不知如何开口,只好问了句:“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穷乡僻壤的?”
他回道:“穷乡僻壤?我可不这样看。你是在风口浪尖啊。”
“风口浪尖?”
“我是说这里可是轰轰烈烈啊。否则我也不会来。”
我松了一口气。我还以为他又要发号施令让我出发,而且不告诉我去哪里。
梅迪一直笑眯眯地盯着因达尔,脑袋晃来晃去,不住地说:“因达尔啊!因达尔!”是梅迪想到了我们还应尽地主之谊:“因达尔,要不要喝点咖啡?”好像我们都还在海岸,在我们家的商店里。那时他只要沿着小巷走到诺尔的铺子,把咖啡端回来就行。那时的咖啡甜甜的,黏黏的,装在小小的铜杯子里,用厚重的铜盘子送上来。这里可没有那样的咖啡。这里只有雀巢咖啡,象牙海岸产的,用大瓷杯装着。它和以前的咖啡不可同日而语——不可能边喝着这咖啡边聊天。那时的咖啡总是又热又甜,每饮一口我们都要赞叹一番。
因达尔说:“好啊,阿里。”
我告诉因达尔:“他在这里的名字是‘梅迪’,意思是‘混血’。”
“阿里,你就让他们这么叫你?”
“非洲人嘛,因达尔。黑鬼。你知道他们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我说:“你别信他的。他很喜欢这名字的。这名字让他在女人中间大受欢迎。阿里现在可是有家有室的大人了。今非昔比啦。”
梅迪正要到储藏室去烧开水泡雀巢咖啡,听到我这样说他,马上就插嘴了:“萨林姆,萨林姆,别太损我了。”
因达尔说:“他早就不是以前那个阿里了。你有没有听说过纳扎努丁的消息?我几周前还在乌干达见过他。”
“那里现在情况怎么样?”
“慢慢安定下来了。能安定多久则另当别论。那些该死的报纸没有一个站出来为国王说话。你知道不知道这情况?只要涉及非洲,人们要么不想去了解,要么受自己的原则左右。至于这里的人是死是活,他妈的谁都不会关心。”
“但你肯定跑过不少地方吧?”
“这就是我的工作。你这里怎么样?”
“叛乱之后,形势很不错。现在这里是繁荣期。房地产的形势极佳。有些地方的土地都卖到每平方英尺二百法郎了。”
因达尔看上去无动于衷——也难怪,商店这个寒碜样子是很难让人动心的。我也觉得我说得有些过头,结果适得其反,完全没有给因达尔留下我预想的印象。我的本意是想证明因达尔对我的想法是错误的,但实际上我的表现却恰恰验证了他的想法。我在模仿我从镇上商人那里听来的说话方式,连说的内容也和他们一样。
我换了种说法:“这种生意是很特殊的。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事情可能要好办一些。但在这里你不能随着自己的性子来。你必须准确地了解市场的需求。当然,还有一些代理处。代理处才是真正来钱的地方。”
因达尔答道:“是啊,是啊,代理处。萨林姆,这对你来说就像过去一样啊。”
我没理会这句话。但我决定低调一些。我说:“但我不知道这一切会延续多久。”
“只要你们的总统愿意,就能延续下去。谁也不知道他的兴趣会持续多长时间。他是个怪人。一会儿好像什么也不管,一会儿又像个外科医生似的,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都割掉。”
“他就是这样解决原来的军队的。那真是可怕,因达尔。他送信来叫岩义上校在军营待命,准备欢迎雇佣军的司令。所以这位岩义上校就穿上军装,站在台阶上迎候。等他们来了,他就朝大门口走去。他还在走着,就被来人一枪给结果了。所有随从军人也全被干掉了。”
“不过这样也好,你逃过了一劫。对了,我有东西带给你。我来之前去看你父母了。”
“你回家了?”我问了一句,但其实我害怕从他口中听到家里的消息。
他回答说:“对啊,出事后我回去过好几次。情况并不是太糟。你还记得我们家的房子吗?他们把它漆成了党的颜色,它现在好像成了党的办公大楼了。你妈妈让我带了一瓶椰子酱,不是给你一个人的,是给你和阿里的。她特地叮嘱的。”梅迪正端着一壶热水、几个杯子、雀巢咖啡罐和浓缩奶粉走过来,因达尔转向他说道:“阿里,夫人让我给你带椰子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