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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两天里，史迈利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他的街坊邻居偶尔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好像有点失魂落魄。他很晚起床，穿着睡袍在屋子里忙忙碌碌地整理东西，挥掸尘土，自己烧饭，却又不吃什么。到了下午，他一反当地的常规，点起了煤火，坐在壁炉前面读德国诗，或者给安恩写信，但是很少写完，写完了也从来没有寄出过。电话铃一响，他就马上去接，结果却使他失望。窗外的气候仍很恶劣，少数过路人——史迈利一直在观察他们——缩着脖子，像巴尔干人那样受罪的样子。有一次拉康打电话来说，大臣要求史迈利“随时准备帮忙收拾剑桥圆场的残局”，换句话说在找到人接替潘西·阿勒莱恩以前看管一下。史迈利的回答含糊其辞，他仍要求拉康务必注意海顿在沙拉特期间的人身安全。

“你这不是有点大惊小怪吗？”拉康反驳道，“他能去的惟一地方是俄国，反正我们是打算把他送去的。”

“什么时候？”

详细情况需要几天时间进行安排。高潮已过，史迈利已兴趣不大，他不屑过问审讯工作进行得如何了。但是从拉康的态度来看，答案应该是“很不好”。孟德尔倒带来了比较清楚的情况说明。

“伊明翰车站已关闭了，”他说，“你得在格林斯贝下车步行，或者搭公共汽车。”

但孟德尔多半也是坐着看着他，好像看着一个病人一样。

“死等下去是不会使她回来的，你也明白。”他有一次说，“现在是大山去见穆罕默德的时候了37。不瞒你说，女人是不喜欢懦夫的。”第三天早上，门铃响了，史迈利很快就去开门，以为可能是安恩，像往常那样忘了钥匙。结果却是拉康。他说要史迈利到沙拉特去，海顿一定要见他。讯问没有什么进展，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的理解是，如果史迈利去当告解牧师，海顿愿意交代一部分。

“他们保证没有用胁迫手段。”拉康说。

沙拉特已失去了史迈利所记得的光彩。大部分榆树都已病死，板球场上杂草丛生。那幢砖砌的大宅自从欧洲冷战以来已败落不少，大部分好一些的家具都已不见了，他想大概是搬到阿勒莱恩的一些房子里去了。他在树林间的一个组合房屋里看到了海顿。

屋子里面有一股军队看守所的味道，墙壁漆成黑色，高高的窗户上钉着铁条。房间两边都有警卫看守，他们看见史迈利十分恭敬，叫他长官。看来消息已经传开了。海顿穿一身斜纹蓝布衣裤，身子在哆嗦，说感到头晕。他好几次因为流鼻血在床上躺下。他留了胡子，显然对于他能不能保有剃须刀有不同的意见。

“高兴点，”史迈利说，“不久就会让你走了。”

他在路上想到过普莱多、伊琳娜、捷克谍报网，他在走进海顿的房间时，甚至模糊地想到对社会的责任，他想，他总得代表正统思想的人狠狠地苛责他一顿。但是结果他却感到羞怯，他觉得从来不了解海顿，现在为时已晚了。而且他对海顿的健康状况也感到生气，但是在他责怪警卫时，他们却表示莫名其妙。他更生气的是，他发现，他所坚持的加强戒备措施，过了第一天就松懈了。他要见训练所的头子克拉道克斯，但是却找不到他，他的助手装傻。

他们的第一次谈话迟迟艾艾，不出俗套。

可不可以请史迈利把他的信从俱乐部转到这里来，告诉阿勒莱恩赶紧和卡拉谈妥交易？他需要手纸擦鼻血。海顿解释，他的流鼻血习惯和忏悔或痛苦无关，他说这是讯问的人问一些不屑回答的话所造成的反应，他们以为他一定知道卡拉过去吸收的另外一些人的名字，决心要在他走以前打听出来。还有一种想法是，基督教会学院精英俱乐部的范沙维，除了替圆场物色人才之外，还替莫斯科中心物色人才。海顿解释道：“真的，对这种笨蛋你有什么办法？”尽管他体弱，他还是让人觉得他是这里惟一头脑清醒的人。他们在场地上一起散步，史迈利发现，周围不再有人巡逻了，不论是晚上，还是白天，这叫他大吃一惊，感到毫无办法。转了一圈以后，海顿要求回到房间里去，他挖开一块地板，从下面掏出几张写满了象形文字的纸来，让史迈利想起了伊琳娜的日记。他盘腿坐在床上翻看，在昏暗的光线中，他长长的一绺卷发几乎垂到了纸上，这个样子仿佛六十年代他在老总的办公室中为了英国的光荣，正提出一个言之成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的建议。史迈利没有记下什么东西，因为他们互相都了解，谈话是录了音的。海顿的声明一开始就是长篇的辩解，他后来只记得少数几个片段：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基本问题是……

“美国不再有力量进行它自己的革命……

“大不列颠的政治地位在世界事务中没有作用，也没有道义力量……”

换一种环境，史迈利也许会同意他的许多论点，但是使他反感的是调子，而不是音乐本身。

“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对群众的经济压迫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列宁也无法预见。

“冷战是一九一七年开始的，但最激烈的斗争还在后头，因为美国的临死挣扎使它在国外更加疯狂……”

他没有谈到西方的衰落，但是却谈到由于贪婪和停滞所造成的死亡。他说，他痛恨美国，史迈利相信他这句话。海顿也理所当然地认为，特务工作是惟一真正可以衡量一个民族政治健康的东西，是它潜意识的真正表现。

最后，他谈到自己的问题。他说，在牛津时代，他真的是右派，战时，只要打德国人，你站在哪里是无所谓的。他说一九四五年以后，他有一阵子对英国在世界的地位仍感到满意，后来才逐渐明白英国的地位是何等微不足道。在他自己这一辈子所经历的历史动乱之中，他说不准究竟是哪个具体时机，他只知道，即使英国退出，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他常常想，要是考验的时候来到，自己究竟站在哪一边。他经过长期考虑之后，最后承认，如果两个阵营之中总有一个要得胜的话，他宁可得胜的是东方。

“这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美学上的考虑，”他抬起头来解释道，“当然有一半也是道义上的。”

“当然。”史迈利有礼貌地说。

他说，从那时开始，他只在等待时机，要把全副精力放在他信仰的一方。

这是第一天的收获。海顿的嘴唇上挂着白沫，他又开始流鼻血了。他们约好第二天再谈，还是原来时间。

“要是办得到，比尔，最好能讲得具体一些。”史迈利走的时候说。

“哦，我差一点忘了，告诉一下琴好不好？”海顿躺在床上，又在堵鼻子，“你怎么说都行，只要把话说死。”他坐了起来，开了一张支票，放在一个棕色信封里，“这是给她付牛奶钱的。”

他意识到史迈利对这项差使感到难办，又说：“我不能带她走，你说是不是？即使他们同意她去，她也会是个极大的累赘。”

那天晚上，史迈利按照海顿的叮嘱，坐地铁到肯特镇，在一条没有改建的小巷里找到了一个小房子。一个穿着蓝斜纹布裤、脸部扁平的金发小姐来开了门，屋子里有彩灯和婴儿的气味。他记不得在贝瓦特街有没有见到过她，因此他开口说：“是比尔·海顿叫我来的。他很好，但他有信让我带来。”

“天呀，”那小姐轻声说，“也该是时候了。”

客厅里很脏。他从厨房门里看到一大堆脏碗盘，他知道她是所有器皿都用完了以后才一起洗的。地板上没有铺地毯，但是画了蛇、花、虫的长条图案令人眼花缭乱。

“这是比尔的米开朗基罗天花板，”她寒暄道，“只是他不会像米开朗基罗那样悲痛。你是政府派来的吗？”她点了一支香烟问，“他告诉我，他为政府工作。”她的手在哆嗦，眼圈发黄。

“首先，我得给你这个。”史迈利说，从上衣里面口袋里掏出信封来，把支票给她。

“面包。”那小姐说，把信封放在旁边。

“面包。”史迈利说，对她回笑了一下，这时大概是他的表情，或者是他回答的声音，让她拿起信封撕开。里面没有信，只有支票，但支票已经够了：即使从史迈利坐着的地方看去，他也可以看到是四位数字。

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走到屋子那头壁炉前面，把支票和杂货店账单一起放在炉架上一个旧铁罐里。她到厨房里，泡了两杯速溶咖啡，但出来时只端了一杯。

“他在哪里？”她站在他前面问道，“他大概又是去追那小水手了，是不是？这是遣散费，是不是？那么请你告诉他，我……”

这种场面，史迈利以前见过，但是他现在滑稽地想起了一些老生常谈的话：“比尔做的工作有关国家大事。我很抱歉不能细谈，你最好也不要跟别人说。他在几天前出国去完成一项秘密任务。一时不会回来。好几年都不会回来。他奉令不得告诉别人他要走。他希望你把他忘掉。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他只说到这么多，她就爆发了。他没有听清楚她到底说些什么，因为她又哭又闹，楼上孩子听到她哭，也大哭起来。她口里骂着，不是骂他，甚至也不是骂比尔，只是空口骂着，问现在到底还有谁相信政府？接着她平息下来。史迈利在四周的墙上看到比尔其他的画，画的主要是她，很少有画完的，与他早期作品相比，有一种难认的无可奈何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