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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各位次级自我（第1页）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7位次级自我。我们可能认为这些次级自我就像住在脑子里的7个疯狂的小矮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要把他们想象成由人类先辈组成的智囊团。每位先辈都有几十万年成功解决问题的经验，这正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当你在现实世界中面临重要的决策时，你脑中的智囊团就会明智地听从在进化中最适合处理这种情形的那位先辈的指令。要了解每位次级自我将如何处理给定的情况，让我们考虑一下它们是如何思考、如何被激活为舵手，以及它们遇到的具体进化挑战又是什么。

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保安人员

虽然人类可以相互帮助，但一直以来也形成了相互威胁的关系。研究早期人类头盖骨残片的犯罪学家和研究人类文明的专家都发现，凶杀并不是现代社会的发明。相反，人类群居祖先的凶杀率，会令底特律或是洛杉矶都相形见绌——即使那些坏蛋不是来取你性命，他们也会盗窃你的财物、掳走你的配偶或孩子，甚至烧毁你的村庄。因此，我们的祖先必须成功地避免其他掠夺者的威胁。

暴力威胁在现代世界仍然存在。2008年，美国有16000人遭到谋杀，830000人受到故意伤害。每天的新闻节目都会播报世界上又有什么地方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力事件。普通市民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暴力伤害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配备了运动传感器、红外探测器、护卫犬，还在家里安装了防盗报警装置——更别提还要支付几百美元的年费雇人日夜监控这些系统。有钱人住在封闭社区里，还要雇佣保安人员；普通人会在门窗上多加几把锁。

也有人更加积极地进行自卫并购置武器——从小型的带夜视功能的Glock17C手枪（售价542美元），到Barrett。50口径半自动狙击步枪（网上售价11699美元，配备全套十发弹匣、瞄准镜和枪托）。就算你还没有购买武器，但如果你缴了税，就意味着已经为国家军队购买了武器装备。2011年，美国政府预算中有600亿美元用于“安全防卫”，还有9640亿美元用于“国防”。美国总人口为3。11亿，算起来平均每个人每年要为政府保护支付3294。60美元，这还不包括你额外缴纳的供养地方警察的税额。

在同事的配合下，我们做了大量关于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个犹如妄想狂一般的次级自我不仅会因真实存在的危险或所感知到的身体危险而进入备战状态，就连看到陌生人脸上生气的表情、观看恐怖电影或有关犯罪事件的新闻报道时，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而说到保安人员，在你进入一个黑暗的房间时就可以激活你的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

在前面提到的广告研究中，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会促使我们产生融入群体的意向，也会使我们受到他人意见的影响。在另一项研究中，我们问受试者喜欢奔驰汽车还是宝马汽车。当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被激活时，他们会选择大多数人都喜欢的那个品牌。

激活内在的保安人员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警惕。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刚走过去的那群丑八怪会偷我的东西或烧毁我的房子吗？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激活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会让受试者认为来自其他群体的人看上去都是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尽管他们的表情是完全中性的。这种警惕性的倾向和妄想症的倾向迫使人们投入资源去弥补其弱点或漏洞，并相信与大多数人建立联盟很有价值。总之，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希望免受任何潜在的生理伤害。

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强迫症患者

生物学家推测，他人携带的传染性疾病在人类进化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14世纪，黑死病夺去了欧洲、亚洲和非洲将近一半人的生命。两个世纪后，从黑死病中幸存下来的欧洲人的后裔来到美洲，又带来了水痘、麻疹、伤寒等疾病，导致墨西哥超过75%的人口丧生。1918年，西班牙的流感导致全球4000万到1亿人丧生。

现代人类已研发出控制若干种疾病并限制其传播的技术，例如超市购物车把手上的清洁擦、牛奶巴氏消毒法，以及医疗器具的专业消毒等。但是，你在街上遇到的人有可能携带有传染性病菌，甚至是致命的病毒，它们潜伏在那里等待着被接触的时刻，让这些有可能致命的细菌跳到你身上来。据国际卫生组织估计，流感、肺结核、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每年都会夺走1500万人的生命（这个数字超过了纽约、波士顿、费城、华盛顿、芝加哥、迈阿密和西雅图等城市全部人口数量的总和）。

这种威胁永远存在的结果，就是迫使人体进化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免疫系统。另一个结果，就是进化出了人类的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也就是心理学家马克·沙勒所称的“行为免疫系统”，即一系列预防性的心理机制，能够帮助我们预防传染。

当我们听到其他人打喷嚏、咳嗽、看到皮肤病变的症状、闻到不良气味时，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都会被激活。甚至一想到来自偏远地区的人（例如斯里兰卡和埃塞俄比亚，而不是夏威夷或伦敦），都会导致这类次级自我进入备战状态。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对于偏远地区的人员携带的外来病菌，我们不太可能拥有抗体，也许他们在我们毫不知情的前提下就带来了可能致命的病菌。

当内在的强迫性疑病症患者进入备战状态时，我们会采用阻碍病菌传播的行为模式。因为其他人有可能携带病菌，所以这位次级自我会使我们为了避免和外界接触而变得更加内向，对他人的容忍度也会降低——因为外来人口有可能携带更多的外来病菌。卡洛斯·纳瓦雷特和丹·费斯勒在研究中发现，女性在怀孕的前3个月尤其害怕外国人，这正是最容易导致胎儿感染的时期。总之，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希望规避任何与病菌有关的事物。

社交型次级自我：团队合作者

他人会带来威胁和疾病，但他们同样也是我们生命中重要收益的来源。若要成功地进化，人类祖先就需要跟其他同伴友好地相处。研究狩猎采集族群的人类学家发现，交朋友和建立同盟对于进化的成功至关重要。例如，人类学家金·希尔和玛格达莱娜·乌尔塔多深入南美洲的热带雨林，研究了一个名为“Aché”的部落，仔细记录下该部落中有哪些成员会跟他人分享食物。他们发现，此部落中的人们都为彼此提供了自然的饥饿保险。在没有冷藏设备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吃不完一头猪，便可以由几个家庭共同分享猎物，这样就可以共担风险，从而平安度过缺少食物的困难时期。

这个部落的人不仅共同分享食物，而且相互传授宝贵的生活技能，例如捕鱼、烧饭、修建房屋。东西太大一个人搬不动的时候，大家就齐心协力一起搬。有坏人来袭时，人多力量大，也会更安全。

对朋友和同盟的需求，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祖先搬出丛林住进大城市而终止。现代城市的居民仍然在为建立和保持友谊投入大量精力。例如，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脸谱网（Facebook）的活跃用户数量已经超过10亿，他们用大量时间分享报纸上的好文章、新出的好歌，或是了解朋友家的孩子取得的好成绩，还要发表适当的评论（“你一定很骄傲吧，詹妮！”）。我的研究生每年在手机上的开销超过1000美元，虽然他们的年收入只有15000美元。即使在今天，当我们准备搬家时，当我们的汽车抛锚需要搭车时，或当我们需要育儿建议时，我们都需要朋友。

社交型次级自我可以被任何关于友谊的线索所触发（例如，你从前的大学室友给你寄了张贺年卡，或是同事请你吃了午饭）。这位次级自我在友谊受到威胁时也会被激活。如果你感觉孤独、没人爱或遭到他人利用时，社交型次级自我就会跳出来掌舵。当内在的团队合作者进入备战状态时，人们会花更多钱去购买能把自己和他人联系起来的商品，而不是用于独自消费的商品。这位自我也会促使我们去做自己可能不喜欢但是朋友喜欢的事情，例如陪朋友看一场很烂的电影。总之，社交型次级自我希望被他人认可、喜欢，被他人当作朋友。

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积极进取者

除了努力与同伴相处，我们的祖先还需要应对另一个挑战，即在群体中获得并保持自己的地位。获得他人的尊敬总是能带来各种益处，但这样的机制并不是从人类才开始的。例如，狒狒首领总能享用到第一口食物并占据水坑边最好的位置，雄猩猩首领能够跟最好的雌猩猩交配。斯坦福生物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对一个狒狒族群进行了多年的跟踪研究，他发现，族群中地位高的动物比地位低的动物的生理应激反应更少。

社会地位高的好处在现代社会仍旧适用——老板有大办公室，他的雷克萨斯汽车有专用的停车位，可以坐飞机的头等舱，可以去最好的餐厅用餐。因此，很多人都殚精竭虑向别人显示自己的地位，包括花大价钱买古奇鞋、阿玛尼西装、劳力士手表、宝马汽车，以及在高档酒店吃500美元一顿的大餐。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称的“奢侈病”已影响到各阶层的购买行为，包括300美元的鞋、10000美元的户外烧烤架、20000美元的冰箱、200万美元的豪宅，还有私人飞机和超大型游艇等。在中产阶级聚居的市郊，十几岁的年轻人正处于确立自己社会地位的关键阶段，他们常常要求父母多花一倍的钱给他们买衣服和背包，生怕在同学面前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