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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第1页）

那年九月，我十八岁。鸟取将军和我在一力亭茶屋举行的仪式上共饮清酒。这个仪式与最早我和豆叶结拜姐妹以及后来螃蟹医生成为我“水扬”恩主的仪式是一样的。随后几周，人人都祝贺妈妈找到了一个好靠山。

仪式过后的当晚，我按照将军的吩咐，来到京都西北角一家叫猿屋的小旅馆，这家旅馆只有三个房间。如今我已看惯了奢侈的环境，而猿屋的寒碜吓了我一跳。屋子里有股霉味，榻榻米又潮又胀，一脚踩上去，它就发出叹气一样的声音。角落里靠近地板的墙壁石灰剥落。我能听到隔壁房间一个老人在大声朗读杂志。我跪在那里，越来越觉得不是滋味，后来将军的到来让我很是松了口气，虽然他什么也没做。我向他问好后，他就打开收音机，坐下来喝啤酒。

过了一会儿，他到楼下去洗澡。他回到屋里就立即脱掉浴袍，赤裸身子走来走去，一边拿毛巾擦头发，他鼓鼓的小肚子挺在胸膛下面，底下还有一大撮毛。我以前从未见过完全赤裸的男人，觉得将军松弛的臀部简直好笑。但他朝向我时，我得承认，我的目光径直投向……呃，投向应该有“鳗鱼”的地方。那里确有东西在摇晃，但是直到将军仰面躺下，让我脱掉衣服时，它才显露出来。他是个矮小结实的家伙，还有点古怪，但是他告诉我该做什么时却毫不掩饰。我一直担心自己是不是要想方设法来取悦他，不过情况却是，我只需按令行事即可。我的“水扬”已经过去了三年，我本已忘记医生匍匐在我身上的那种极度恐惧。现在我想起来了，但奇怪的是，我倒不觉得怎样害怕，只是稍感恶心。将军没关收音机，灯也亮着，好像是要我把这个单调的屋子看个清楚，还有天花板上的水渍。

几个月过去了，恶心的感觉渐渐消失，我和将军的接触只是两周一次并不愉快的例行公事。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是和会长一起会是什么样。说真的，我有些担心那同样不会愉快，就像和医生、将军一样。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我转变了看法。那阵子有个叫安田明的男人常来祇园，他成功设计了一种新型的自行车车灯，所有的杂志都报道了他。他在一力亭茶屋还不受欢迎，而且大概也付不起那里的费用，但他每周有三四个晚上会去一家立松小茶馆，那是在祇园的富永町区，离我们艺馆不远。1939年春，我初次在宴会上见到他，那时我十九岁。他比周围的男人都年轻许多，可能还不到三十吧，他一进屋我就注意到了他。他和会长一样气质高贵。他坐在那里，衬衫袖子挽起，外套脱在背后的垫子上，我觉得他这样子很有魅力。有一会儿我瞧着旁边的一个老头，他举起筷子，夹了一块焖豆腐，嘴巴张得老大，这让我觉得好像一扇门正在拉开，一只乌龟缓缓爬进去。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安田先生举起他那优雅如雕塑一般的手臂，双唇诱人地开启，把一小片焖牛肉送进嘴里。见到此景，我几乎为之倾倒。

我绕着坐成一圈的客人走动，走到他身边时，我做了自我介绍。他说：“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原谅您？为什么，您做了什么呢？”我问他。

“我很唐突，”他回答说，“整个晚上，我都没法把目光从你身上移开。”

冲动之下，我伸手从和服腰带里取出织锦名片夹，悄悄地抽出一张给他。艺伎和商人一样，随身携带着名片。我的名片很小，只有通常的一半，厚宣纸上只用毛笔写了“祇园”和“小百合”。时值春天，所以我的名片还画了一枝鲜艳的梅花做背景。安田欣赏了一阵才放进衬衫口袋。我觉得，无论什么言语都及不上这个简单的举动，于是我向他鞠了一躬，然后走到下一位男客那里去了。

那天以后，安田先生每周都邀我去立松茶馆给他陪酒。他请我次数太多，我没法每次都去。但我们认识三个月后，一天下午他送了我一件和服。我感到非常荣幸，虽然这件和服做工并不精细，丝织质量欠佳，颜色过于艳丽，花和蝴蝶的设计也很平常。他要我在下一晚见面时就穿在身上，我答应了。但当晚我把和服带回艺馆时，妈妈在楼上看到我手上的包裹，就拿了过去看个究竟。她一看到袍子就嗤之以鼻，还说她不会让我穿着这么难看的东西出去见人。第二天，她就把它卖了。

当我发觉她干的好事，就鼓起全部勇气对她说，这袍子是送给我的礼物，不是送给艺馆，她卖掉是不对的。

“当然这是你的袍子，”她说，“但你是艺馆的女儿。艺馆的就是你的，反过来也是一样。”

听到这话，我义愤填膺，再也不想看她一眼。至于想看我穿这件袍子的安田先生，我对他说因为这袍子的颜色和蝴蝶图样，我只能在早春穿，而眼下已经是夏天了，他要看我穿，只能再等将近一年的时间。他听了倒也不很失望。

“一年有什么？”他说，具有穿透力的目光看着我，“我愿意等更长的时间，就看我能等到什么。”

屋里只有我们两个，安田先生把啤酒杯放到桌上，这动作让我红了脸。他过来拉我的手，我把手给他，以为他是想用双手握得长久些，但我没想到他马上把我的手按到他唇上，接着又深情地吻我的手腕内侧，我连膝盖都感觉到了。我想我是个柔顺的女子，至今一直大体按照妈妈和豆叶的话去做，甚至在别无选择时还听初桃的话。但是对妈妈的恼怒和对安田先生的喜爱让我当即决定，我要做这件妈妈明确不准我做的事。我让他半夜在这家茶馆见我，然后我就走开了，留下他一个人在那儿。

半夜前，我回来了，对一个小女仆说，如果她肯让安田先生和我在楼上的房间里呆上半小时，不让别人来打扰的话，我就给她一小笔钱。我在黑暗中等在那里的时候，女仆拉开房门，安田先生一步跨了进来。他把他的呢帽扔到垫子上，甚至不等门关上就一把将我拉起。我们紧紧相拥，感觉如此心满意足，好似长久挨饿后吃到的一顿饭。无论他把我抱得怎么紧，我都把他抱得更紧。他的双手熟练地探过我衣服的缝隙，触摸我的肌肤，不知怎么，我一点也不觉得惊讶。我不是说，我和他一起就完全没有和将军之间的那种笨手笨脚，但我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和将军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小时候，勉强爬上一棵树去摘最顶上的那片叶子。直到我达成目标，整个过程都是小心翼翼，很不自在的。但是和安田先生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孩子，自由自在地冲下山坡。过后，我俩精疲力竭地并排躺在垫子上。我撩开他的衬衫下摆，把手放在他肚子上，感受他的呼吸。我一生中从未和另一个人靠得这么近，虽然我们一句话也不说。

直到此刻我才明白：为了医生或将军，呆呆地躺在床上是一码事，和会长则完全会是另一码事。

许多艺伎有了旦那之后，日复一日的生活就发生剧变，但我这种情况，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每晚我仍然和前几年一样，在祇园转悠；下午我仍然不时要出门，有时是些非常特别的事情，例如陪一位客人去医院探望他的兄弟。但是我盼望的那些变化——旦那为我举办重要的舞蹈表演，送我贵重的礼物，请我过一两天休闲时光——唉，都没有出现。正如妈妈说的那样，军人不会像商人或贵族那样对艺伎好。

也许将军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但他作为艺馆的靠山，当然是无价之宝，至少妈妈是这样认为的。就像一般的旦那，他也为我支付许多开销，包括我的上课费用、我的年度登记费、医药费等等，嗯，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或许还包括我的袜子钱吧。但更重要的是，正如豆叶所说，他那军需处处长的新职位就是一切，他为我们艺馆做的事是别的旦那做不到的。举个例子，1939年3月，阿姨得了病，我们都焦急万分，但医生束手无策。但给将军打了电话后，上京区军事医院就来了一位重要的医生，他给了阿姨一包药就把她治好了。因此，虽然将军没有送我去东京参加舞蹈表演，也没有送我珍贵的珠宝，没人能说我们艺馆没有得他好处。他按时送来茶叶和糖，还有巧克力，这在祇园都是稀缺品。当然，妈妈说战争六个月就会结束是错了，我们当时还不相信，但已经隐隐看到黑暗的日子就在眼前。

将军成为我旦那的那个秋天，延不再邀请我去以前我常常给他陪酒的聚会了。不久我得知，他也不再去一力亭茶屋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除非是为了避开我。一力亭茶屋的女主人叹了口气说，我大概说对了。过年的时候，我给延写了张贺卡，就如我给其他的老主顾都写的那样，但他没有回复。现在我能轻松地回顾过去，毫不在意地告诉你过去了多少时光，但当时我是在痛苦中煎熬。我觉得自己对不起这个待我好的男人，我已经把他当成了朋友。更有甚者，延离开我后，岩村电器公司的聚会也不再邀请我了，那就是说，我几乎完全失去了见到会长的机会。

当然，虽然延不来一力亭茶屋，会长还是常来的。一天傍晚在过道里，我见到他正轻声斥责一个下属，手里拿着支钢笔做强调的姿势，我不敢和他打招呼，生怕打扰了他。还有一个晚上，一名面带愁容、露出虎牙的年轻学徒直津正陪他去厕所，他看到了我，就丢下直津过来和我说话。我们客套了几句。我想我从他淡淡的微笑里看到，一个男人通常在看着儿女时的那种克制的自豪之情。他走之前，我对他说：“会长，如果有天晚上需要一两名艺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