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中学标榜为“硅谷资质优异而行为有偏差的学生的天堂”,而这种说法当然只有一种解释:骇客天堂。在第三拓展学校,学生一般是这么度过一天的:逃掉体育课和英文课,耐着性子上历史课,在数学与物理课上拿A。自始至终大家唯一关心的学业就是:与好友谈论电脑世界,聊个没完。
现在,他在雨中走在人行道上,事实上离那所学校不远了,不由得回想起早年畅游蓝色虚拟空间的诸多往事。
吉勒特清楚地记得坐在学校的院子里,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练习吹哨子。如果你能对着堡式电话——即付费电话——吹口哨,掌握好了频率,正好能让电话交换机误认为是另一个交换机在发出信息,这样你就能听到电话接通的声音了。“嘎吱船长”的故事几乎无人不知。他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年轻骇客,这个网络代号也是一种麦片品牌。他发现随这种麦片赠送的哨子能产生两千六百赫兹的声响,这完全符合电话公司使用的频率,可以让你侵入长途电话线打免费电话。
他记得在充满湿面团气味的学校自助餐厅,在阅览室,还有绿色的走廊里,他和朋友没完没了地聊着中央处理器、图形卡、电子布告栏、病毒、虚拟光驱、密码、可扩充随机存储器,以及他们的《圣经》——也就是威廉·吉卜森【注】的小说《神经漫游者》,这本书使得“电脑叛客”一词开始流行。
【注】威廉·吉卜森(WilliamGibson,1948-),科幻小说作家。
他记得第一次侵入政府电脑的经历,记得第一次因实施骇客攻击被逮捕、判刑的情景。那时他十七岁,仍属于少年犯。不过他还是得坐牢。法官认为,男孩本应该多到外面打棒球,但他却侵入福特汽车公司的主机攫取了超级用户权,因此对他特别严厉,而且老法官对于敢在他面前说教的小骇客会更加严酷。吉勒特竟然说,如果爱迪生爱打球而不爱发明,这世界今天会有多糟糕。这话当然会惹恼老法官。
但此刻脑中最清晰的往事,莫过于他从伯克利毕业几年后发生的一件事:他在网上的骇客聊天室结识了代号为“必死”的乔恩·帕特里克·霍洛维。
那个时期吉勒特从事程序设计工作。和许多同行一样,他觉得工作枯燥乏味,每天好不容易才能熬到下班,然后迫不及待地冲回家,打开自己的电脑,在蓝色虚拟空间邀游,结交各方同好,而霍洛维就是其中之一。两人初次在网上交谈,就聊了四个半小时。
起初,两人交换的是电话飞客的心得。后来他们将理论付诸行动,实施两人宣称的“超级棒”的骇客行动,侵入了太平洋贝尔电话公司、美国电话公司、英国电信公司的交换机系统。据他们所知,他们是唯一把免费电话从金门公园打到莫斯科红场的骇客。
最初他们只是小打小闹,后来就开始对付企业界和政府机关的电脑。很快,他们声名远扬,其他骇客开始查找他们,方法是输入两人的代号在网络上执行Unix的“手指”搜寻法。他们主动联络两人,深深折服于两人的技术,聆听大师的教诲。他和霍洛维在网上跟几名常客混了一年左右,意识到他们不知不觉已形成网络帮派,事实上还颇具传奇色彩。“必死”是帮主,一个真正的高手。“山谷人”是副帮主,是帮中心思缜密的哲学家,写程序的功夫几乎和“必死”难分高下。“索伦”和“偷窃王”的头脑虽比不上两人,但疯狂程度却和他们差不多,在网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其他成员还有“面具”、“复制者”、“神交”、“神经”、“字节”……
他们得取个帮名,吉勒特就想出了“入侵骑士”这个名字,因为他刚刚连续玩了十六个小时的中古世纪MUD游戏。
他们的名声传遍全球,多半是因为他们写出来的程序能让电脑做出惊人的事。有太多的骇客和电脑叛客都称不上程序设计师,充其量只能算“点击客”。而“入侵骑士”的领导人都是经验老到的软件设计高手,技巧高超到写好程序后往往懒得编译——将未经加工的源代码改成可运行的软件——因为他们很清楚软件是如何运行的。埃莱娜——吉勒特的前妻,他们就是在这个时期认识的——是个钢琴老师,她说吉勒特和霍洛维让她想起贝多芬。贝多芬能在脑中从头到尾想象出一首完美的曲子,而一旦写成乐谱,演奏起来反而减色不少。
想到这里,他不禁想起了前妻。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幢米色的公寓,那是他和埃莱娜共同生活了几年的住所。他能清晰地回想起两人共处的时光:上千幅影像从记忆深处浮现。可惜他和埃莱娜的关系不像Unix操作系统或数字协同处理晶片,那是他无法了解的东西。这东西他不知道如何拆解,也无法观察内部的零件。
因此他也无法修补。
这个女人仍令他魂牵梦绕,他渴望拥有她,想和她生个孩子……然而在爱情的领域中,怀亚特·吉勒特自知不是高手。
这时他从往事中收回思绪,来到桑尼维尔镇附近一家寒碜的慈善商店,走到商店的遮雨篷下,同时四下张望,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时,就将手伸进口袋,取出带了一整天的一小块电路板。这天早上在前往计算机犯罪调查组之前,他要求回牢房,推说要拿杂志和剪报资料,却将电路板粘在了右大腿靠近腹股沟的地方。
过去六个月来,他一直在研究这块电路板。这才是一开始他就打算带出监狱的东西——而不是电话飞客用的红盒子。他故意将红盒子放在口袋里让警卫搜走,希望这样警卫就不会再用金属侦测器检查他。
四十分钟前,他在计算机犯罪调查组的电脑分析室将电路板从腿上扯下来,成功地测试了一遍。现在就着慈善商店苍白的日光灯,他再次检查电路板,发现它在这一路的奔逃中没有受到损害。
他将电路板放回口袋,走进慈善商店,对夜班店员点头打招呼。店员说:“我们十点关门。”
吉勒特知道这一点,他事先查过了。“不会太久。”他向店员保证,然后走进去挑选替换的衣物。按照社交工程的严格要求,他挑了他平常不会常穿的式样。
他付了钱——他从计算机犯罪调查组的一件夹克里偷走的——开始往门口走去。他停顿了一下,转身对店员说:“对不起,这附近是不是有个公共汽车站?”
年老的店员朝商店西边一指:“沿着这条街往前走五十英尺。那边有个转车点,你可以在那儿上车,去哪儿都可以。”
“想上哪儿都行?”怀亚特·吉勒特高兴地问,“真是太好了。”他打开借来的雨伞,走进雨夜。
叛逃事件让计算机犯罪调查组陷入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