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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酒当歌求其乐（第1页）

读历史如卷帘望美人，层层披起，只盼着能够看到真切。东西方文化差异虽大，但有些东西异曲同工，比如杀了野兽吃肉、驯服马儿来骑，彼此心有灵犀。又有酒这东西，埃及人造金字塔时，就给奴隶发面包啤酒喝；往东一望，巴比伦那满载了西元前之爱与恨的《汉谟拉比法典》上，也早有了酿酒的法令；古老的文献那些蛇头虫尾的弯曲文字，把啤酒的年限不断前推，四千年前苏美尔人吃饱喝足，用余粮酿啤酒；叙利亚人和埃及人先知先觉，直接用吸管对付。这就是文明起源的不公平处：公元前二千年，好多地方人民还在茹毛饮血，西亚人先喝上啤酒了。

中华泱泱大国，什么事都不落人后。《吕氏春秋》里说道，夏禹王治水辛苦，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扑在事业上，人民感动，有个叫仪狄的淳朴同志献了酒，后世传说是高粱酿的。禹王爷赞曰甜美，然而圣贤的觉悟高，反而感叹：“后世一定有人因为酒亡国呀。”

当然，华夏历史太长，文献太杂，不像如今电话汽车那样，可以独断发明者。魏晋时期的文本里，一脚踢飞仪狄，争先说是杜康酿酒。可是也有人特立独行，晋江统在《酒诰》里说：“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那意思：没吃完的饭搁在空地上，久了自然发酵就成酒了，不是谁的奇思妙想，也许早几万年原始人无意喝过酒了，也是有的。弗朗西斯·培根以前瞎揣测说，中国人吃烤猪肉源自山林起火烧死了野猪，上古人于是坐享其成。和江统这话的意思相去不远。

其实这儿要说的，还是一个酒的娱乐性。世界历史的一个永恒真理是物以稀为贵。欧洲人早年葡萄酒难得，便拿来祭祀神灵，后来雪茄刚到欧洲，颇稀罕，也有教皇规定弥撒时必须点雪茄以制造神秘气氛。中国人亦然，用酒和太庙祭祀祖宗。春秋时楚国人向周王进贡苞茅，用以茜酒。本来是土特产进贡小事，然而既然跟酒有关系，那就自然和祖宗分不开了。《左传·僖公四年》说，齐桓公讨伐楚国，管仲的借口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那意思是你们进贡苞茅不是时候，误了祭祀啦！可见春秋之时，酒是好东西，祖宗和鬼神也爱喝。

但任何高雅的东西，一旦蔓延开便不免全民皆兵。埃及劳工烈日下饮啤酒，和《肖申克的救赎》里蒂姆·罗宾斯带着监狱众人喝啤酒一样，除了解渴，也带着种娱乐性。大禹这样因为酒的甜美而生警惕心的领导毕竟少。商朝的末帝纣王就缺乏这种居安思危的意识。《史记·殷本纪》：“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构思奇妙，其荒淫度和罗马帝国那几位堪有一比。纣王这样把喝酒、吃肉、男欢女爱和夜生活结合紧密的人物，是开了后代声色场所的先河。当然有许多贤人以为不可，然而纣王“言足以自辩，文足以饰非”。领导太聪明了就是有这坏处，你辩不赢他。

商与西周往矣，时代进入了春秋。酒虽然还是奢侈品，但已经足够喝，不必像恺撒一样，拿件东方丝绸当宝，在罗马各剧院炫耀。齐桓公想称霸，于是很警惕地问管仲：“我不幸好色，还好郊游，而且喜欢喝酒，会使我亡国吗？”把酒、色和郊游并列，说明在君王心目里酒实在是兼具娱乐性和惰性的双刃剑。孟子这种正经人态度就很专一，《孟子·离娄下》：“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把美酒和善言说成正反面，俨然这酒就是极恶毒的东西——当然放他老人身上就未必准了，毕竟他四处游说诸侯时说的经典名句，大半都是饮酒吃肉罢了之后说的。

春秋之末，人民有了些余粮，也有酒喝了。勾践在吴王那里吃够苦头，回越卧薪尝胆。人口太少，就鼓励人民多生快生，与如今计划生育截然相反。奖励政策是：“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吴越向来是水乡，人民不愁饮料，酒之特别就显出来了：也唯有这种饮料能够富有如此的娱乐性。试看后世千年中外，有哪朝国王会赏给百姓茶、咖啡和可口可乐的？

战国之后，酒已经不是珍贵物了。《史记·刺客列传》道：“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杀狗不算什么高雅艺术，扯着高渐离一起在集市上晃荡，喝酒唱歌还带着伴奏。喝酒和唱歌终于有机结合，成为任侠放旷的象征，而且不再局限于庙堂之上，成了下层劳动人民的享受。

战国末期，游侠、浪人渐多，战乱频仍，人人都有满腹牢骚哀怨。酒既然是抒情解愁的好东西，免不了也成了催化剂。基本上自那以后，酒都和唱歌联了一体。而且这歌不是周朝时朝堂上编钟金鼓奏出的黄钟大吕，而是即兴的娱乐性歌谣。燕国有荆轲之例，但南方人喝酒后也唱歌。按《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和刘邦大多数开国嫡系差不多，年轻时是沛县监狱长。萧何死后，入朝当了相国，一切制度全部参照萧何的制度来，创了成语“萧规曹随”，办事很有道家无为而治、不拘小节的潇洒风格。有人上门来想正经聊点什么，就直接灌酒，灌醉为止。最有趣的是，他家隔壁住了个妙邻居，住着个爱喝酒的小吏，每天喝完酒后大呼小叫，在家唱卡拉OK。曹家的小吏受不了了，跑相国那里打小报告：后院外又有人大呼小叫啦！曹参一听连忙下令：取酒取桌！自己跑到后院，拉开了架势，听着邻居小吏唱得正欢，曹相国大喝一觥，然后扯起嗓子，就和邻居开始对歌了。

有了如此的相国，刘邦自己如何是可以想见的。六十多岁时回故乡“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当时仇敌如项羽，内患如韩信，全都死了，估计老人家也清净得有些孤单。几年前在北方白登城被匈奴围困了七天，险些丢了老命，想着没有后继的优秀将军，更加黯然神伤，喝着酒就开始唱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个人唱不够，还要召集沛县一百二十个孩子搞合唱。这样的酒会气势非凡，虽然惆怅，毕竟还是欣慰的，因为天下已得，死也得其所。想早年间在鸿门宴，酒都不敢喝，更别提唱歌了。倒是项庄起立，要求舞剑助兴，也算娱乐活动的一种。只不过，舞剑毕竟和乐舞、唱歌大不相同。唐朝杜甫诗赞《公孙大娘剑器舞》，人家那是美女加剑舞才让人心旷神怡。你项庄一介莽夫，顶盔贯甲持把剑，又没受过专业训练，舞起来想必也好看不到哪去。

曹参算一个例子，让人明白了无为而逍遥的道家风范和酒是有关的。时代越往后，喝酒这事越来越成了标签，仿佛可以贴在脑门上，辨明黑白。犹如今日人们按喝啤酒、葡萄酒、威士忌划分族类一样。《三国志·顾雍传》里就说东吴丞相顾雍“为人严肃，不饮酒，少言语”。提一个人严肃也就罢了，还“不饮酒”，估计请他唱歌也没门，所以“自孙权上下对其多有忌惮”。

孙权是个喜欢打猎射老虎的人，和这种笑都不笑、酒都不喝的老头子当然没什么共同语言。相比较而言，曹操就很宽泛。建安十三年，因为饥荒粮食困难，曹操下令禁酒，可是早几年，他还向汉献帝献春酒，奏《九酿酒法》向皇上介绍酿酒法。最妙的是，建安十三年正是赤壁时节，而罗贯中《三国演义》里，也就在这一年，曹操吟了著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阿瞒建安风骨，不免诗酒风流。酒后唱歌横槊赋诗，苏轼千年之后都羡慕不已。

酒之风流，晋朝为最。《晋书》说爱裸奔的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属于随遇而安、喝死为止的潇洒。《晋书·阮籍传》说司马昭要向阮先生求亲，阮先生直接沉醉两个月，已经能够潇洒得一塌糊涂了，难怪后世曹雪芹先生要号个“梦阮”。只不过魏晋人喝酒，不是单纯娱乐罢了。叶梦得《石林诗话》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唯托于醉，可粗远世故。”说直白些就是拿酒挡脸，借醉装疯，躲着人间那些鸟事。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又何止欧阳修一个？

魏晋人将酒与娱乐发挥到一个极致之后，酒就不单纯了。陶渊明喝酒东篱，那是为了表志向；李白醉酒要人脱靴，那是显傲气；宋太祖请将军喝酒，是为了解兵权，复杂得让人头疼。

倒有必要举一个至为简单的例子，传说罗马人到埃及时，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的老爹奥勒特斯，乃是个爱酒爱音乐的胖子。在招待罗马诸将军时，送上河马肉、孔雀舌、鳄鱼羹之外不说，自己还带头喝酒，至于酩酊大醉，于是得意扬扬，扯着笛子为罗马诸将军吹了一曲。这事给诸位清正严明的罗马将军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说是“这个埃及人备极荒淫”。唯独喜好东方文化的安东尼却对这件事颇为津津乐道。安东尼最后做了奥勒特斯的女婿，与埃及艳后一起死于亚历山大，也算是酒做色媒人的一个好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