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午饭时分。史迈利只睡了很短一觉,又起来阅读,然后洗了一个澡,等到他爬上伦敦那幢漂亮房子的台阶时,他感到很高兴,因为他喜欢山姆。
那幢房子是用褐色的砖头砌的,乔治王时代的式样,就在格罗斯凡诺广场附近。台阶一共五级,扇贝形的小框里有个黄铜门铃。门漆成黑色,两边都有门闩。他按了铃,门马上开了。其实他推门进去就是了。他到了一个圆形的门厅里,对面有另外一扇门,站着两个穿黑色衣服的魁梧大汉,他们很像是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领座员。在大理石壁炉上有举蹄欲纵的马的雕刻,很像是斯塔布斯的手笔。他脱大衣的时候,两个大汉有一个站了起来,另外一个带他到圣经桌上签名。
“赫伯顿,”史迈利一边签名一边说,这是山姆记得的他的工作假名,“阿德里安·赫伯顿。”
接过他大衣的那个人在内部电话里说了他的名字:“赫伯顿先生,阿德里安·赫伯顿先生。”
“请你稍等一会儿,先生。”桌边的那个人说。没有音乐,史迈利觉得应该有音乐,还应该有喷水池。
“其实我是科林斯先生的朋友,”史迈利说,“不知科林斯先生有没有空。他可能在等我。”
电话边上的那个人轻声说了句“谢谢”,搁下了电话。他把史迈利带到里面的那扇门前,推开了门,一点也没有出声,甚至在丝绒地毯上的摩擦声也没有。
“科林斯先生就在里面,先生,”那人恭敬地轻声说,“请随便用酒,不另收费。”
三间客厅都连成一片,从圆柱和拱顶才可以看出它们不是一间,墙上都有硬木嵌壁。每间屋子里都有一张桌子,第三张在六十英尺以外。灯光照在金色大镜框镶起来的没有意义的水果画和绿呢桌布上。窗帘都遮得很严,桌子只有三分之一坐满,每张有四五个人在赌,都是男人,惟一的声音是球在轮盘中的滚撞声,还有筹码的碰击声、赌场管理员的低声说话声。
“原来是阿德里安·赫伯顿,”山姆·科林斯高兴地说,“好久不见。”
“你好,山姆。”史迈利说,他们握了手。
“到我屋里去。”山姆向屋子里惟一一个站着的人点点头,那个人是个有高血压的大个儿,面容粗犷,他也点了点头。
“喜欢吗?”山姆在他们走过挂着红绸窗帘的走廊时问他。
“非常豪华。”史迈利客气地说。
“没错,”山姆说,“豪华。就是这样。”他穿着一件晚礼服。他的办公室有爱德华王时代的气派,办公桌面是大理石,雕花的桌腿,但房间本身很小,空气也不流通,史迈利觉得更像是戏院的后台,用剩下的道具布置的。
“他们很可能以后让我也投资,再过一年。他们都是些粗人,但讲义气,你知道。”
“是的。”史迈利说。
“像我们从前那样。”
“这话不错。”
他的身材挺秀,态度轻松,上唇留着一条细细的黑胡子。史迈利一想起他就想起那黑胡子。他大概有五十岁了,在东方待过很长时间,有一次他们想一起绑架一个中国无线电报务员。他的面色和头发都开始发白,但看上去仍像三十五岁的人。他的笑容很热情,态度友善,令人感到可以推心置腹。他把两只手都放在桌上,好像是在玩牌,他看着史迈利,流露出一种可以说是慈爱的,或者亲情洋溢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喜悦。
他对着桌上一个对讲机说:“哈莱,要是咱们的老朋友过了五,”他说,脸上仍露着笑容,“打个电话给我。否则的话就别作声。我有事和一个石油大王商量。他现在多少了?”
“涨到了三。”一个很粗的声音回答道。史迈利猜想就是那个面容粗犷、血压很高的人。
“那么他还有八可输,”山姆满意地说,“把他留在桌边。捧着他。”他关掉了开关,满面笑容。史迈利也还他一笑。
“真的,这种生活真惬意,”山姆对他说,“反正比推销洗衣机要好多了。当然有点古怪,早上十点就穿上晚礼服,让我想起了做外交官当掩护的日子。”史迈利笑了。“信不信由你,我们手段也很正当,”山姆又说,脸上表情不变,“我们全靠数学就搞定。”
“我完全相信。”史迈利说,又是十分客气有礼。
“想听些音乐吗?”
是罐头音乐31,从天花板上发出来的。山姆把声音放得很大,到了他们耳朵能忍受的极限。
“那么我有什么事情可以为你效劳吗?”山姆问道,更笑容可掬了。
“我要和你谈谈吉姆·普莱多中枪那一天晚上的事。你当时是值星官。”
山姆抽一种褐色的香烟,闻起来像雪茄。他点了一支,让烟头着了火以后,看着它熄了下来,变成灰烬。“在写回忆录吗,老兄?”他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