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迈利在塔尔走以前,问了他一些问题。他的眼光没有看着塔尔,而是近距离地看着眼前,他发肿的脸因为这个悲剧而显得有些泄气。
“这本日记的原本在哪里?”
“我把它放回到那个信箱里。史迈利先生,我是这样想的:等我找到日记的时候,伊琳娜到莫斯科已有二十四个小时了。我估算她一开始接受审问,就没什么气了。很可能他们在飞机上就会拷打她,着陆后又来一遍,等那些壮汉吃了早饭后,就开始审问。他们对胆小的就来这一套:先拷打再审问,对不对?因此很可能过不了一两天,中心就会派人到教堂后面去搜查,对不对?”接着又是一本正经的样子,“而且我也有自身的安全考量。”
“他的意思是说,莫斯科中心如果认为他没有见到日记,就不会那么急着想割断他的喉咙。”
“你把日记拍了照没有?”
“我没有带照相机。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一本笔记本,把日记内容抄在上面,把原本放了回去。一共整整花了我四小时。”他看了一眼吉勒姆,在白昼的光线里,塔尔的脸上突然现出了内心的深刻恐惧,“我回到旅馆里时,我的房间被弄得一塌糊涂。他们把墙纸都撕下来了。旅馆经理叫我赶快搬走。他不想知道内情。”
“他带着一把手枪,”吉勒姆说,“他不让它离身。”
“你说得没错,我枪不离身。”
史迈利同情地咕噜一声,好像消化不良一样:“关于你和伊琳娜的几次见面:秘密信箱、安全暗号、万一无路可走的退路等。这些玩意儿是谁先提出来的,是你还是她?”
“是她先提出来的。”
“安全暗号是什么?”
“肢体语言。如果我敞开衬衫领子,她知道我已观察过地方,一切安全。如果系上扣子,就取消碰头,到约好的第二次时间和地点。”
“伊琳娜呢?”
“手提包。左手,或者右手。我先到那里,在她能够看得见我的地方等她。这样她就能选择见面还是分手。”
“这些事都发生在六个多月以前。那么这六个月以来你在干什么?”
“休息。”塔尔粗鲁地回答。
吉勒姆说:“他吓怕了,躲了起来。他逃到吉隆坡,躲在一个小山村里。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他有个女儿叫丹妮。”
“丹妮是我的小乖乖。”
“他与丹妮和她母亲待在一起,”吉勒姆说,把塔尔说的话都当做没有听见一样,这是他的习惯,“他全世界都有老婆,不过现在似乎是这个得宠。”
“为什么你选择现在这个时候来见我们?”
塔尔没有说话。
“你不想和丹妮一起过圣诞节吗?”
“当然想。”
“那么发生了什么呢?你在怕什么?”
“有谣言。”塔尔愠愠地说。
“什么谣言?”
“吉隆坡来了个法国人,告诉大家我欠他钱,要请律师来对付我。我根本没欠谁的钱。”
史迈利转过身来问吉勒姆:“圆场里还把他当做叛逃者吗?”
“大概是吧。”
“他们到现在为止采取了什么行动?”
“这不归我管。我听到小道消息说,前一阵子伦敦站针对他开了几次作战会议,但是没有请我去,我不知道结果如何。我想大概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结果。”
“他现在用的是什么护照?”
塔尔早已准备好了答案:“我一到马来亚就把托马斯的护照扔了。我想托马斯不合这一个月莫斯科的口味,我还是马上把他做掉为妙。我在吉隆坡让他们给我弄了一个英国护照,名字叫普尔。”他把那份假护照拿给史迈利,“还蛮划算的。”
“你为什么不用你的瑞士护照呢?”
又是一阵谨慎的沉默。
“是不是他们搜查你的旅馆房间时丢了?”
吉勒姆答道:“他一到香港就把护照藏起来。这是例行的做法。”
“那么你为什么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