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事?我想你叫醒我一定有理由。”
“我再两小时就要走了。”
“去哪里?”我说。
“波士顿。”
“我觉得这样做不大明智。”
“我知道。”她擦擦上唇渗出的汗水。“但明晚我父亲会出门,我非进去不可。”
“为什么?”
她身子前倾,乳房挤压膝盖。“我有东西在屋里。”
“值得送命的东西?”我啜咖啡,只为了杯里的东西可以让我转移视线。
“我母亲给我的东西。感情割舍不下的东西。”
“等他死了,”我说,“我相信东西还在那里。到时候再拿吧。”
她摇头。“等他死了,我要拿的东西可能不见了。趁他晚上出门很快进去一趟,我就自由了。”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出门?”
“明天晚上他最大的公司联合石油召开年度股东大会。他们年年在联邦大道1号哈佛会所召开。同一天,同一时间,风雨无阻。”
“他去干吗?他不可能活到明年。”
她靠回椅背,把咖啡杯放在床头柜上。“你仍然不了解我父亲,是吧?”
“不,斯通小姐,我猜我不了解。”
她点头,心不在焉地用食指抹一滴滑下她左小腿的水珠。“我父亲并不真的认为他会死。如果他认为自己快死了,他会用他所有的资源给自己买下永垂不朽。他是超过二十家公司的最大股东。光是他在美国投资的各种企业,名单印出来比墨西哥市的电话薄还厚。”
“那可是毫不夸张的厚。”我说。
某个东西闪过她的翠绿眼睛,某种被激怒的神色。但一闪即逝。
“是,”她含着轻柔的微笑说,“的确是。他会花最后几个月生命确保他旗下每一个企业拨出资金给以他命名的某个东西——图书馆、研究所、公园等等。”
“如果他死了,他怎样保证这些使他永垂不朽的计划完成?”
“丹尼尔。”她说。
“丹尼尔?”我说。
她双唇微张,伸手拿咖啡杯。“丹尼尔·格里芬,我父亲的私人律师。”
“喔,”我说,“大名鼎鼎,连我都听过。”
“大概是唯一比你的律师还权威的律师,帕特里克。”
我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名字经过她的嘴唇。有一种令人窘迫不安的甜蜜效果,仿佛一只温暖的手压在我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