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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部分（第2页）

（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4）改革政治机构；

（5）抗日的外交政策；

（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7）改良人民生活；

（8）抗日的教育政策；

（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10）抗日的民族团结。

会议通过并于8月25日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是日寇大举进攻华北的开始，“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在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企图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与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上述的严重弱点”，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决定》最后指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122页。＇

中共中央在全国抗战开始的历史关头，提出的上述抗战路线和战略总方针，成为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持久抗战，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不屈不挠地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指针。

（三）红军的战略方针和军事战略转变

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红军的特点，中共中央从预定的战略任务着眼，确定了在总的持久战方针下，红军应执行的战略方针。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在给周、博、林的电报中指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

8月下旬，毛泽东在洛川会议的军事报告中提出，红军的基本战略任务是：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保存与扩大自己。

红军当前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红军胜利完成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战略任务，必须遵循的唯一正确方针。因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创建根据地、发动群众与集中打仗的关系，集中兵力大兵团作战与分散兵力进行游击战的关系，保存和发展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5页。＇

山地是红军开展游击战得心应手的用武之地，也是日军坦克等重装备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场合。进行山地游击战，是在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下，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保存和发展自己，击败和消灭敌人的最好战略。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也是红军贯彻执行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的唯一正确方针。只有独立自主地进行分散的游击战争，才有利于发动、组织群众，造成宏大的人民游击战争，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进行全民族的抗战，置日本侵略军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有通过动员、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才能迅速发展人民武装力量。扩大我占区，缩小敌占区，不断消耗敌人，实现战略的持久，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根据红军担负的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战略任务，以及红军必须执行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洛川会议明确红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红军实行军事战略转变，是客观形势的需要。红军必须把国内革命战争集中使用的正规军，转变为抗日战争分散使用的游击军；把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这样才能同敌情、友情、我情以及任务相符合。

这一转变在现象上虽然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但是，在本质上却是洞察中日战争全局而作出的英明战略决策。这一军事战略转变不仅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而且极大地关系着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着中国民族解放的命运。

三、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全国抗战开始以前，国内的亲日妥协派即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国抗战开始以后，他们又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的论调，当南京失陷后，亡国论更是鼓噪一时。

与此相反，抗战初期国内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低估日本的力量，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讼沪抗战时，有些人认为只要打3个月，形势一定发生变化，国际干预，苏联出兵，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一些人被冲昏了头脑，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大公报》评论，1938年4月25、26日。＇这些速胜论者不赞成实行动员人民力量的持久战的方针。

另外，不少的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只把胜利希望寄托于正规战，甚至反对八路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方针。

中国全民族几万万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攻的这场亚洲的大战，它的胜败和结局，不仅关系着中国的存亡，而且极大地关系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世界各国无论就其本国利益或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都在密切注视着中国抗战的发展，担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美国记者斯诺、英国记者贝待兰，曾向毛泽东提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43页。＇“如何克服投降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82页。＇这些问题的本身，就反映了一些国家对中国抗战存在的疑虑。

为了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具体指出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如何争取最后胜利，驳斥“亡国论”、“速胜论”的滥调，拨开人们思想上存在的迷雾，坚定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同时也回答国际朋友们存在的疑虑，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一些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先后发表文章。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总结抗战10个月的经验教训，并集中全党的智慧，于1938年5月，连续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军事论著。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着重论述了下列问题：

毛泽东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中日战争发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次决死的战争。他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

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其国小，人力、物力、财力不足，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野蛮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国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但处于进步的时代，有共产党及其军队为团结抗战的核心，加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以及战争的正义性，必然能得到全民的支持和国际上的援助。这些基本特点规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批驳了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不利方面，而看不到有利方面的“亡国论”，也批驳了只看到有利方面，而不承认敌强我弱方面的“速胜论”。他指出中国决不会亡，但也不能速胜，并勾画出了持久战必经的过程，解决了进行持久战的一系列具体方针和原则。

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就战争和政治的关系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