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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考试，考试的范围为普通行政、财务行政、教育行政、警察行政和外交事务5种。以后逐渐增加，到1946年第十三届高等考试时，范围扩大到13种。此外还有普通考试和特种考试。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9）

1931年7月，戴季陶在南京主持第一届高等考试，担任主考官兼典试委员长，亲自主持命题。考试完毕，2000余名考生在南京停留等候发榜，他组织人员日夜阅卷核分，因及格人数寥寥无几，决定凡得分55分者均算合格录取。放榜后，发现有一考生在录取分数线内而被遗漏。戴季陶一面下令补录，一面上报呈请处分，甚至声泪俱下，承认忙中出错，不能免其咎。在他坚持下，决定罚扣戴季陶本人薪俸3个月，秘书长扣薪1个月，科长记过一次。戴季陶苦心经营考试院，其目的是选拔效忠于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人才。但是在独裁政治体制下，真正能够猎取到较高职位的人，大都是靠与当权者的私人关系，考试院实际上是国民党统治装潢门面的一个机构。

戴季陶在考试院设立的初期，比较专心主持院务，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考试制度奠定了基础。自九一八事变后，他的思绪和行动，与蒋介石的政治需要息息相关，考试院的院务主要交给副院长钮永建等负责，而戴季陶只是成为该院长期挂名的“长官”。

在生活上他标榜“舍己为群”、“清廉寡欲”，实际上始终得到蒋介石的特殊关照，多处住宅都相当豪华、典雅、舒适。例如他在南京汤山购地引泉，修建别墅，落成“望云书屋”，还在上海觉园修西式住宅，所有经费都是经蒋介石特批的。这是因为蒋介石不仅与戴季陶有金兰之谊，需要他作为幕后智囊，参与重大决策，而且需要他在宗教、文化、教育方面发挥特殊作用。

戴季陶自己信佛，同时主张运用宗教手段对内蒙、西藏王公喇嘛、上层宗教人士实行怀柔政策。蒋介石对有关边疆地区的决策和重要人事安排，往往先征求戴季陶的意见后，再决定。1933年12月，###十三世病逝于拉萨。次年1月班禅来南京时，戴季陶便提议由国民政府举行###大师近孝会，设坛诵经。他陪同班禅主法，内外坛设于考试院和鸡鸣寺。当时北平《世界日报》登载了刘半农撰写的《南无戴传贤菩萨》一文，描绘了戴季陶官、佛两栖生涯的状态。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抗日高潮。为应付这一事件，国民党政府设立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由戴季陶任委员长，宋子文为副委员长，专议对日事宜。经过一个多月的研究讨论，戴季陶提出了一个所谓“以抱定国际联盟为主要方针”的对外策略：“第一，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宣战；第二，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好感；第三，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力求对日妥协。11月，戴季陶以“国难严重”为词，发起“修建仁王护国###”，用“诵经护国”等办法祈求“神佑”。

政客原是风流才子

戴季陶一生中的婚恋，也十分富有浪漫色彩。

戴季陶东渡日本留学时，开始在一所师范学校读书，两年后毕业，接着进入久负盛名的日本大学法科学习，其时，他用的名字叫戴良弼。

戴季陶天资聪颖，才思过人，文笔优美。他用“散红生”的笔名，在《新闻杂志》等几种日文报刊上发表了小说、诗歌、散文等不少文章，被同学们广为传诵。

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戴季陶还干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几乎使他一夜成名，并得到了一位朝鲜皇族公主的垂青。

原来，当时在日本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为数多达千余人，但一盘散沙，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组织。戴季陶跟同学们串联后，酝酿成立一个全校性的中国留学生同学会。戴季陶被公推为代表，向校方提出了申请并获得批准。

中国留学生同学会成立大会召开那天，日本文部省和清廷驻日本大使馆专门派代表出席，校长和许多教授也到了会，日本学生和朝鲜等国留学生纷纷闻讯而来，到会人数多达两千余人。戴季陶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用汉语、日语致了热情洋溢的开幕演说，博得了满堂掌声，人人称赞，风头出足。会上，他被选为中国留学生同学会会长。

一位朝鲜女留学生一直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丰逸英俊的戴季陶，她满怀钦慕之情，对戴季陶已芳心暗许了。

女大学生姓李，据说是一位朝鲜皇族公主。戴季陶在学校中交友广泛，和朝鲜留学生也常有往来。李公主早就开始注意戴季陶，大会后，她和戴季陶有了单独接触，双方一见钟情，很快坠入爱河。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10）

这桩普通的异国情缘，在今天来说司空见惯，但在那时却惊动了日本、朝鲜、中国三方的官方。特别是日本，一口鲸吞朝鲜后，由于朝鲜人民的不断反抗，所以对朝鲜留学生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和防范，对他们的活动有着严格的限制。李公主作为朝鲜皇族的后代，影响很大，日本当局对她的限制也更严。

戴季陶第一次谈恋爱，炽烈似火，哪管这一套；李公主对戴季陶爱得也是热烈、执著。两人遂把自己的亲朋好友邀约到一起，举行了一次宴会，公开宣布正式缔结婚约。谁知这一下捅了“马蜂窝”。此后几天，李公主突然失踪，去向不明。戴季陶痛哭失声，到处寻访，可是偌大一个东京，人海茫茫，到哪里去寻觅她的芳踪……

戴季陶铭心刻骨的初恋，就这样在不明不白中宣告结束。一直到死，他也不知道一往情深的李公主的下落，弄不清是谁拆散了他们的姻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人在中间起了极坏的作用。

戴季陶后来娶了个志同道合的妻子，那是他在江苏省地方自治研究所期间结识的一位叫钮有恒的女子。钮有恒老家在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1887年6月4日，是湖州名人钮承聪的第三个女儿，比戴季陶大4岁。

两人见面“相亲”时，戴季陶一眼就看中钮有恒气质高雅，丽质天生，不愧是吴兴女子学校首屈一指的高才生。钮有恒看中戴季陶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气宇轩昂，谈吐不凡。人们都说婚姻讲求的是“缘分”，戴、钮两人真是前世有缘，所以一见钟情，在大媒人钮耕孙先生主持下，两人都欣然同意订婚。戴、钮的“缘分”，还由于他们都是孙中山的信徒，都是同盟会员。钮有恒原名钮浩，字养吾，从日本留学回国后，秋瑾在浔溪女校教课，钮浩也在该校，两人志同道合，关系十分密切。后来秋瑾英勇殉难，钮浩秘密逃回吴兴老家，改名为“有恒”，并到上海进入吴兴女子学校教书。戴季陶这时在上海《天铎报》任总编，笔挟风雷，横扫千军，在上海名声大噪。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更使他们的爱情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

1912年春，戴季陶和钮有恒在上海喜结伉俪。婚后，戴季陶在孙中山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钮有恒也常为孙中山料理杂务，并在上海与东京间从事联络工作。

《民权报》案发生后，钮有恒前往探望。戴季陶对她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我不成佛。己身不净，不证菩提。”钮有恒勉励说：“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一时被传为佳话。

戴季陶好激动，有点儿神经质，在婚后不久就得了神经衰弱的病症，三十多岁时又得了一场大病，缠绵日久，身体很差。

钮有恒对丈夫照顾得十分周到，从四面八方请医生，找秘方，弄名贵药材，使戴季陶较快地恢复了健康。

上海沦陷后，戴季陶随国民党政府西迁武汉、重庆，而钮有恒因患高血压，不宜远行，遂留在上海隐居，不料这一别竟长达5年之久。戴季陶对妻子牵肠挂肚，日夜萦怀，只得以鸿雁传书，传达相思之苦。

老夫老妻长期分居两地总非久长之计，于是钮有恒决定从上海到重庆和戴季陶团聚。

戴季陶见到阔别5年的妻子后，高兴得泪流满面，喜不自胜。执手相看，妻子虽然仅56岁，然而多年卧病，加上长途跋涉，脸色蜡黄，气色很差，身子衰弱至极。戴季陶心痛得不得了，嘱咐她好好休息。

然而病魔肆虐，天不永年，夫妻团聚才短短4个月，钮有恒就患脑溢血溘然长逝。戴季陶号啕大哭，悲痛不已，多年病体益加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