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外交家的角度,美俄秘密结盟已经使开战进入倒计时阶段。
问题是,黄瀚林并不是外交家。
在那次高层会议上,黄瀚林没有批准军方提出的建议,即制订一份针对俄罗斯的全面战争计划,而是要求杜小蕾进行外交努力,争取稳住俄罗斯,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避免战争迸。
为此,杜小蕾在四月初访问了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与总理。
虽然会晤的气氛很和谐,但是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俄罗斯总统与总理都没有接住杜小蕾伸出的橄榄枝。
能够说,这已经是中国当局为阻止战争进行的最后一次努力了。
当时,杜小蕾在莫斯科开出了非常高的条件,包括不再向中亚国家提供援助,以至暗示只需俄罗斯承认中国在东亚、东南亚与南亚的地位,中国就会促成扶桑当局放弃对北方四岛的领土要求。在领土安全问题上,杜小蕾还提出,中国愿意签署一份双边性质的边境安全协议,即中俄同时将边境地区的军队后撤两百公里以上,在离边境两百公里范畴内的军事部署与调动都将提前通报对方。在蒙古问题上,杜小蕾也表明了立场,即中国无心吞并蒙古,也不会采取任何破坏中蒙俄三边关系的行动,但是要求俄罗斯也做出同样的保证,不在蒙古采取单方面行动。
总而言之,为了安抚俄罗斯,杜小蕾几乎做出了所有让步。
可惜的是,俄罗斯当局依然认为杜小蕾没有诚意,她做出的所有安全保证都无法确保俄罗斯的根本利益不受要挟。
当然,杜小蕾没有就此放弃。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杜小蕾的主要工作就是与俄罗斯打交道,想方设法的改善中俄关系。
直到十月份,随着美国宣布向澳大利亚增派舰队,局势才变得不可收拾。
当时,杜小蕾就意识到,这很有可能是压垮和平的最后一根稻草。
十月十二日,杜小蕾专程找到牧浩洋,提到了美国向澳大利亚增兵的事情,而牧浩洋的立场非常明确:美国增强在西南太平洋与印度洋方向上的军事力量,已经对中国的安全与利益形成了间接要挟。
只是,杜小蕾怎么也没想到,牧浩洋会在五天之后做出回应。
虽然杜小蕾不是军事家,但是她知道,牧浩洋下达的命令,等于是在告诉美国:再过几个月,中国就有能力动战争。
所幸的是,在此之前,杜小蕾已经做了总理该做的事情。
来到元府,在高层会议上,杜小蕾先对国内情况,特别是与战争有关的情况做了全面分析。
当时,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在战争初期处境不利的情况下,如何扭转局面。
这其中,最重要的又是中国自身的战争潜力。
在这份演讲中,杜小蕾明确提到:因为从二零三八年开始,国内经济建设就根据战争需要做了调整,所以在进行战争管制的前提下,所需的八十六种战略物资的自给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在需要进口的百分之二十中,有大约八成能够通过陆路口岸输入,只有大约百分之四的战略物资需要海运。
能够说,中国的自给率非常高。
按照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美国的自给率只有百分之六十,而且进口物资中只有百分之四十能够通过陆路运抵,总物资的百分之二十四需要走海运,此外美洲经济体对海运的依赖程度在百分之四十左右。
此外,中国的战略储备也较为充足。
在演讲中,杜小蕾明确提到,即便在战争初期丧失了制海权,海运线路被切断,中国储备的战略物资也能坚持一年以上,确保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在建军事项目顺利完成,并且能够通过空运的方式,获取必要的战略物资,确保在战争的第二年里,仍然有百分之七十的军事项目能够顺利进行。
当然,杜小蕾没有忘记最重要的部分:战争动员。
按照在二零三八年制订的动员计划,战争迸后,将分五步完成战争动员,即征召适龄退役军人、军事工业与重工业全面动员、恢复义务兵役制、社会生产体系总动员与全民总动员。整个动员行动将耗时一年以上,半年内能完成前三个阶段的动员工作,把军现实力提高两倍以上。
因为涉及到军队动员,所以这不仅仅是国务院的事情。
在随后的说明中,牧浩洋提到,在完成了前三个阶段的动员之后,因为新征召的兵员需要接受三个月到半年的锻炼,部分技能与技术性兵种的锻炼周期在一年以上,所以要到战争迸后一年,陆军与空军的作战能力才会有明显增长。因为装备建造周期更长,所以海军与陆战队的实力要到战争迸后的第二年才会有明显增长,而且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装备建设完全依照战时体制进行。
正是如此,牧浩洋强调了第二阶段动员的重要性,提出应该同时进行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动员。
问题是,进行战争动员的前提是战争已经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