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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冥冥中仿佛有一支神笔，早已画好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的地图，只有极少数人掌握或自以为掌握破读这地图的密码。

我不属于预感敏锐的先知之列，但审慎使我对命运始终怀着一种不信任，何曾料到命运比我能够想象的更其诡谲。

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轻易相信明天。“天有不测风云”——不测风云乃天之本性，“人有旦夕祸福”——旦夕祸福是无所不包的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人不可心存侥幸，把自己独独看做例外。我仍然读不懂我的命运的地图，但是，即使明天我的日内瓦沉入海底，我的维也纳毁于火山，我也不会惊慌失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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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一种旷日持久的灾难之中，为了同这灾难拉开一个心理距离，可以有种种办法。乐观者会尽量“朝前看”，把眼光投向雨过天晴的未来，看到灾难的暂时性，从而怀抱一种希望。悲观者会尽量居高临下地“俯视”灾难，把它放在人生虚无的大背景下来看，看破人间祸福的无谓，从而产生一种超脱的心境。倘若我们既非乐观的诗人，亦非悲观的哲人，而只是得过且过的普通人，我们仍然可以甚至必然有意无意地掉头不看眼前的灾难，尽量把注意力放在生活中尚存的别的欢乐上，哪怕是些极琐屑的欢乐，只要我们还活着，这类欢乐是任何灾难都不能把它们彻底消灭掉的。所有这些办法，实质上都是逃避，而逃避常常是必要的。

如果我们骄傲得不肯逃避，或者沉重得不能逃避，怎么办呢？

剩下的唯一办法是忍。

我们终于发现，忍受不可忍受的灾难是人类的命运。接着我们又发现，只要咬牙忍受，世上并无不可忍受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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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曾云：忍为众妙之门。事实上，对于人生种种不可躲避的灾祸和不可改变的苦难，除了忍，别无他法。忍也不是什么妙法，只是非如此不可罢了。不忍又能怎样？所谓超脱，不过是寻找一种精神上的支撑，从而较能够忍，并非不需要忍了。一切透彻的哲学解说都改变不了任何一个确凿的灾难事实。佛教教人看透生老病死之苦，但并不能消除生老病死本身，苦仍然是苦，无论怎么看透，身受时还是得忍。

当然，也有忍不了的时候，结果是肉体的崩溃——死亡，精神的崩溃——疯狂，最糟则是人格的崩溃——从此委靡不振。

如果不想毁于灾难，就只能忍。忍是一种自救，即使自救不了，至少也是一种自尊。以从容平静的态度忍受人生最悲惨的厄运，这是处世做人的基本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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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是一个沉重的词，幸运儿是不会想到命运的，唯有身陷苦难时，我们心中才会奏响起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

命运所提示的苦难常具三个特征：不可思议，令人感到神秘而又荒谬；不可违抗，如同出于神的意志；不可轻视，拥有震撼乃至摧折人生根基的力量。

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可改变的只是对命运的态度。一则古斯拉夫祈祷文如此说：“主啊，请赐我力量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物，请赐我力量去忍受不可改变的事物。”面对命运，忍似乎是唯一法门。

但是，有不同的忍。有英雄之忍，也有奴隶之忍。

俄狄浦斯一生都在逃避杀父娶母的可怕命运，但终未能逃脱，于是他刺瞎了自己的眼睛。这个举动既是对命运的无奈接受，又是对命运的愤怒抗议。他仿佛说：既然命运本身如此盲目，不受人的理性的指引，人要眼睛何用？从今以后，就让命运领着我这个瞎子走吧，只有作为一个瞎子，我才能跟从它。他的忍是英雄之忍。

上帝为了考验虔信的约伯，连连降灾于他，毁掉了他的全部儿女、财产和他自己的健康。约伯虽然对此大惑不解，却虔信如故，依然赞美上帝的仁慈。他的忍是奴隶的忍。

“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太简单一些了吧？活生生的人总是被领着也被拖着，抗争着但终于不得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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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世事无常，命运莫测，梭伦便说：“无人生前能称幸福。”这差不多是古希腊人的共同看法。尽管俄狄浦斯的厄运是极其特殊的，索福克勒斯仍把它视为人类普遍命运的象征，让歌队唱道：“谁的幸福不是表面现象，一会儿就消灭了？不幸的俄狄浦斯，你的命运警告我不要说凡人是幸福的。”

确实，当我们回顾往事寻找幸福时，至多只能找到一些断片。一切幸福的故事都没有结尾。它没法有结尾。“运气是镜子，照得最明亮时便碎了。”不碎又怎么样？它会陈旧，暗淡，使人厌倦。一切幸福故事的结尾或是悲惨的，或是平庸的，所以被小说家删去了。

人死后就能称幸福了吗？针对梭伦的说法，亚里士多德合乎逻辑地推论：对于死者来说，世俗意义上的命运仍是多变的，于是他将随着子孙的兴衰荣辱时而幸福，时而不幸了。盖棺也不能论定。

为了证明幸福的存在，哲学家们便重新定义幸福。语言是哲学家的魔杖，它能化有为无，也能无中生有。但是，此时此刻，所有这些讨论未免太复杂了。

第八章寻常的苦难（札记之三）（3）

一个苦难中的女人对于幸福的理解十分简单：“现在我看别人，觉得谁都那么幸福。”别人的孩子活着，我的孩子却要死，幸福与不幸的界限泾渭分明。

有一回，我做一个小手术，麻醉剂使我暂时失去了排尿功能，尿憋得极难受却不能排出。这时候，当我听到身旁有人畅快地哗哗排尿时，我确实觉得那人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