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只猿猴,”我说,“他的名字叫公苏。”
“既然是公的,为什么叫他苏?”
我当即知道我的儿子不是白痴。“你妈妈说你长大要做个美式足球员,或是太空人。”
我说。
“没错,”他说,“你懂美式足球或是太空人吗?”
“懂,”我说,“一点点,不过也许这方面你该问你爸爸。我相信他懂得比我多。”
过后,他抱了我一下。不是很热烈的拥抱,但是够了。“我想跟公苏再玩一会儿。”他说着,跳下椅子。公苏居然想出一个游戏,让小福斯特扔铜板到锡铁杯里,他半空把它接住。
珍妮走回来坐下,叹了口气,拍拍我的腿。
“有时候真不敢相信,”她说,“我们俩如今已认识了将近三十年——打从一年级起。”
阳光透过树梢,照在珍妮的脸上,她眼中似乎有一滴泪水,但始终未流下来,不过确实有点什么,或许是一种情绪,我实在说不上来究竟是什么,即使我知道是有这样东西。
“我只是不敢相信,没别的。”她说,然后,她倾身吻了我的额头。
“这是做什么?”我问。
“白痴,”珍妮说,她的嘴唇颤抖。“谁又不是白痴呢?”说完,她走了,她起身,过去牵起小福雷斯特的手,他俩就这么走了。
公苏走过来坐在我面前,在我脚边的泥土上画了个井字。我在右上角画了个×,公苏在中央画了个○,我当下知道没有人会赢。
晤,那以后,我做了两件事。其一,我打电话给崔伯先生,告诉他不管我在养虾生意上有多少收入,要他将我那一份的一成给我妈,一成给巴布的爸爸,其余的都寄到珍妮那儿给小福雷斯特。
吃过晚饭,我一夜没睡在那儿思考,虽然这本该不是我的特长,不过,我所思考的事情是这样的:如今,过了这么些年,我终于又找到了珍妮。而且她还生下我们的儿子,或许,有什么法子,我们可以和好。
但是我愈是思索,愈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事。同时,我也无法理直气壮将这结果归咎于我是个白痴——虽然拿这个藉口来圆饰很能宽慰自己。不,这个结果是人情之常。有时候世事就是这么回事,何况,话说回来,我想小家伙还是跟着珍妮和她丈夫生活比较好,他们会给他一个完好的家庭,好好抚养他长大,这样他也不会有个白痴爸爸。
过了几天,我跟公苏和丹恩一起离开。我们去了查尔斯屯,接着又去了里奇蒙、亚特兰大、查塔努加、曼菲斯、纳许维尔,最后来到纽奥尔良。
纽奥尔良人全不理会旁人在做些什么,因此我们三个享受了毕生难得的快乐时光,每天在杰克逊广场表演,旁观别的怪人做他们的事。
我倒是买了一辆脚踏车,附带两个小侧车给公苏和丹恩坐。每到星期天我们就骑着车到河边,坐在河堤上钓鲶鱼。珍妮大概每个月给我一封信,还寄来小福雷斯特的照片。此地有个在脱衣舞俱乐部当女侍的女孩,我们隔一阵子就会聚聚,玩玩。她名叫汪妲。我和公苏和丹恩多半时间就在法国区骑车闲逛,看看风景,说真的,那一带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些模样古怪的人——看起来像是从俄国革命还是什么的留下来的产物。
一天,当地报纸的一名记者跑来说要给我做一篇报导,因为,我是他所听过“最佳单人乐队”。那家伙开始问起许多有关我的人生经历的问题,于是,我就慢慢一五一十告诉他。
但是,我还没说到一半,他居然掉头走了,他说没办法登载这种故事,因为没有人会相信。
不过,我跟你说,朋友:有时候到了晚上,我仰望星星,看见整个天空就那么铺在那儿,可别以为我什么也不记得。我仍旧跟大家一样有梦想,偶尔我也会想到换个情况人生会是什么样儿。然后,眨眼之间,我已经四十、五十、六十岁了,你明白吧?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