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就不参加!”修技嚷道,“我一年只画一幅大画。”
“材料怎么样?”唐居伊老爹问,“我是不是每星期给每人发一份同样数量的颜料和画布?”
“不,不,当然不是,”文森特叫道。“我们要多少就拿多少,不多也不少。就象吃的一样。”
“好,但是剩余的钱怎么安排?在我们开始售画以后?赢利归谁所有?”
“没有人可以拿,”文森特说,“我们一有钱多余下来,就在布列塔尼开放一幢房子。然后在普罗旺斯再开放下幢。很快我们就将在全国各地都有房子,可以从一个地方旅游到另一个地方。”
“火车票费怎么算?是不是从赢利中抽取呢?”
“对,我们能旅游多少地方呢?由谁来决定?”
“如果在最好的季节里,房子里的画家挤得太多,怎么办?谁让出来呢,请告诉我。”
“奉奥,泰奥,你是这个事业的老板。把一切都给我们讲讲吧。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吗?会员人数有限制吗?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按照某一种体系画画呢?房子里有模特儿吗?”
会议在黎明时结束。楼下的邻居用扫帚柄不断地敲击天花板,累得精疲力尽。泰奥在四点左右去睡觉,但是,文森特、唐居伊老爹和几个热心人围住他的床,催他在月初就给古皮尔公司递呈辞职书。
兴奋状态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进入了高潮。巴黎的艺术界分成两大阵营。已被公认的画家们议论那些发疯的人和几·高兄弟。其余的人无休无止地议论这一新试验。
文森特发疯似地日日夜夜又讲又干。有成千上万的细节要解决:怎样凑钱,店开在哪里,如何定价,什么人可以参加,谁来管理乡下的房子,怎么管理等等。泰奥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了这热病般的兴奋状态之中。勒皮克路的公寓里日日夜夜挤满着人。新闻记者跑来采访。艺术批评家跑来讨论这新运动。全法国的画家都回到巴黎来参加这一组织。
如果泰奥是国王,那末文森特是敕定的组织者。他制订数不尽的财政计划、组织方案、预算和募捐办法,草拟规章制度,准备登报的宣言,撰写向全欧洲宣传共产主义艺术村的小册子。
他忙得把画画忘记干净。
近三千法郎流入了这组织的保险箱。画家捐献他们力所能及的最后一个法郎。一个街头展览会在克利希林荫道开幕,每个人叫卖着自己的画。全欧洲都有信件寄来,有时候还附奇肮脏的、揉皱的法郎纸币。巴黎的艺术爱好者来到公寓,被这一新运动的热情所感染,离去的时候,在一只开着的盒子里丢钞票。文森特是秘书兼司库。
泰奥坚持非有五千法郎才能开始。他看中了他认为地段上好的特隆歇路的一爿店,文森特在圣热曼一昂一拉耶的森林中发现了一幢者别墅,几乎不用花一文钱就可占用。想参加的画家们的作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勒皮克的公寓,堆得走路的地方也没有了。成千上万的人们在这小公寓里进进出出。他们评议、争论,咒骂,吃,喝,疯狂地手舞足蹈。泰奥接到赶搬场的通知。
月底,路易·菲力普式家具粉身碎骨。
现在,文森特连想想他的调色板的时间亦没有了。又要写信,又要会见来客,又要去看房子,又要激发所碰到的画家和业余画家们的热情。他讲得喉咙发哑。眼睛里出现了热病似的迹象。他吃无定时,简直找不到机会睡一觉。他一直在干,干,干。
初春,五千法郎终于凑全了。泰奥打算在一日向古皮尔公司辞职。他决定租下特隆歇路上的那爿店。文森特给圣热曼的房子付了一小笔押金。聚居地开创的会员名单,由泰奥、文森特、唐居伊老爹、高更和洛特雷克决定。从堆在公寓里的无数画中,泰奥挑选了若干张准备参加第一次展出。卢梭和昂克坦对谁装饰店堂、谁装饰店面,争吵不休。泰奥现在不怕被吵醒了。现在他就象当初文森特那样地热情高涨。他发狂地把每一件事都安排好,以便聚居地可在夏季开幕。他无休止地和文森特辩论第二所房子应该在大西洋,还是在地中海。
一天清晨,文森特在四点钟刚躺下睡觉,精疲力尽。泰奥没有惊动他。他一直睡到中午,醒来精神振作。他踱入自己的工作室。画架上的画还是几星期前的。调色板上的颜料已经干裂,灰尘满布。一管管颜料被增进屋角里。他的画笔散乱一地,未洗去的颜料粘得笔毛绷硬。
他心中的一个声音在柔和地问道:“等一等,文森特。你是画家吗?还是共产主义组织家?”
他把一堆堆五花八门的画搬进泰奥的房间,堆在床上。他只把自己的作品留在工作室里。他一张张地放上画架,一面凝视,一面咬着指头上的倒拉刺。
不错,他有进步。慢慢地,慢慢地,他的颜色明朗起来了,逐渐趋向晶光透亮。它们不再是模仿性的了。他的朋友们的痕迹,在他的画上再也看不见了。他第一次认识到,他已经发展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技巧。这与他所见到过的技巧完全不同。他甚至自己也不清楚这是怎么来的。
他已经把印象主义在自己的特性中滤了一滤,已经达到了创造出一种非常奇妙的表现方法的边缘。然后,突然,他停了下来。
他把最近的画放在画架上。他几乎要喊了起来。他已经差不多,差不多攫住了什么5他的画正在开始显露出一种明确的画法——以他在冬天里打制的武器的一次新进攻。
许多星期以来的停笔,使他对自己的画有了一个清晰的看法。他发现他已经发展了完全是他自己的印象主义技法。
他朝镜子仔细打量着自己。‘他的胡须需要剃一剃,他的头发需要理一理,他的衬衫脏了,他的裤子象快破布似地挂着。他用热熨斗熨平衣裤,穿上泰奥的一件衬衫,从存钱盒里取了一张五法郎纸币,到理发店去。在混身弄干净后,他沉思地走向蒙马特尔林荫道上的古皮尔公司。
“泰奥,”他说,“你能出来一下吗?”
“什么事?”
“拿好帽子。有不会被别人碰上的咖啡馆吗?”
在一家咖啡馆的尽头的一个偏僻角落里坐定以后,泰奥说:“文森特,这是一个月来第一次和你单讲几句话,你知道吗?”
“我知道。泰奥。我怕我成了一个傻瓜了。”
“怎么会呢?”
“泰奥,坦率地对我讲,我是一个画家吗?还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家?”
“你这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