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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1页）

当我在夏季结束了学业并开始作为候补官员工作时，学生运动开始了。我对历史和社会学感兴趣，而且作为候补官员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呆在大学里去经历所发生的一切。经历并不意味着参与，高校和高校改革对我来说归根结底就像越南的游击队和美国人一样无所谓。至于学生运动的第三个主题‐‐实际上也是最基本的主题，即如何对待纳粹历史的问题，我感到自己与其他学生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距离，以至于我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宣传鼓动和一起游行。

有时我想，就纳粹历史进行辩论并不是学生运动的理由，而是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的表达方式，这种冲突显然是这场学生运动的推动力量。父辈在第三帝国，或者至少在第三帝国结束以后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事，这让年轻一辈感到失望。每一代年轻人都要从对父辈的这种失望中解脱出来。那些或犯下了纳粹罪行，或对纳粹罪行袖手旁观，或对之视而不见，或在一九四五年之后容忍和接受罪犯的父辈该对他们的孩子们说什么呢！但是另一方面，纳粹历史对那些无法或不愿意谴责父辈的孩子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就纳粹历史进行的这场辩论并不是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的外部表现形式，而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不论集体犯罪在道德和法律方面应承担什么责任，对我们这一代学生来说它都是一个确凿事实。不仅仅在第三帝国所发生的事是这样的事实，就是后来发生的事，诸如犹太人的墓碑被涂上纳粹标志；许多老纳粹分子在法院，在管理部门或在大学里步步高升；联邦德国不承认以色列国；流亡和抵抗的故事流传开来的少，而由于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而活命的故事居多……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感到羞耻，尽管我们有权对负有责任的人进行指责。虽然对负有责任的人指责并不能使我们摆脱羞耻之心，但它却能消除由此产生的痛苦，它可以把由羞耻引起的被动痛苦转换为力量、积极性和进攻行为。正因为如此，与负有罪责的父辈较量起来显得劲头十足。

我不能对任何人进行指责。我不能指责我父母，因为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当年参加集中营研讨班时所具有的那种为澄清事实而指责自己父亲的热情，对我来说已成为过去，并令我难堪。我周围的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即他们所犯的罪行，与汉娜的所作所为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了。实际上，我必须指责汉娜，但是，指责汉娜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爱过她，我不仅爱过她，我还选择了她。我极力这样自我安慰：当我选择汉娜时，我对她过去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我努力使我自己认为自己无罪，说自己当时所处的状态与孩子爱父母的状态没有两样。但是，对父母的爱是谁一不需要人们承担责任的爱。

也许人们甚至也要为爱父母承担责任。当时，我很羡慕那些与他们的父母，同时与整个一代罪犯‐‐旁观者、逃避者、容忍着和接受者划清界限的同学，因为，他们至少可以解除由耻辱产生的痛苦，如果不能解除耻辱本身的话，但是，我经常在他们身上见到的那种自我炫耀式的自负是从何而来的呢？怎样能够在感到有罪和耻辱的同时又自负他自我炫耀呢？难道与父母划清界限仅仅是一种雄辩和吵吵嚷嚷吗？难道想通过这种吵吵嚷嚷宣告：出于爱父母之心而纠缠其罪责的运动已经开始且无法挽回？

这些都是我后来的想法，即使到后来这对我也并不是一种安慰。它怎么能是一种安慰？我爱汉娜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是德国人的命运。我比其他人更难摆脱这种命运，比其他人更不容易战胜这种命运。尽管如此，如果当时我能把自己融入同代人之中的话，那会对当时的我深有益处的。

第02节

当我还是候补官员时我就结了婚。葛特茹德和我是在滑雪棚中认识的。在假期结束时，其他人都回去后，她仍旧留了下来，一直呆到我出院，然后把我送了回去。她也是学法律的，我们一起学习，一起通过考试并一起成为候补官员。当她怀孕时，我们结了婚。

我没有向她提起汉娜的事。我想，如果不是有义务，谁愿意听我来讲我以前与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呢？葛特茹德聪明、勤奋、忠实。如果我们的生活是经营一座农庄，雇用许多男女奴工，生许多孩子，有许多活要干，没有时间给对方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活会充实幸福的。但是，一个三口之家，女儿朱丽雅和两个候补官员，即葛特茹德和我，住在市郊的一处新建楼房的三居室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与葛特茹德在一起时，我一直无法停止把她和我的共同生活与我和汉娜的共同生活进行比较。每当我们拥抱在一起时，我总有一种不对劲的感觉、有一种她不对劲的感觉，她接触和抚摸的地方不对，她的气味不对，滋味也不对。我想，这种感觉会消失的，我希望这种感觉会消失，我想摆脱汉娜，但是，这种不对劲的感觉从未消失过。

当朱丽雅五岁时，我们离了婚，因为我们两人都无法再忍受下去了。我们没有痛苦地离了婚，此后也忠诚地保持联系。令我痛苦的是我们不能给予朱丽雅安全感，她很明显地希望有这种安全感。当我和葛特茹德亲密无间、彼此之间都有好感时，朱丽雅在我们中间感到如鱼得水一样自由自在。当她注意到我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时，就从我们的一方跑到另一方，向我们保证我们都很可爱，她爱我们。她希望有个小弟弟，也高兴能有很多兄弟姐妹。很长时间内，她没有明白离婚是怎么一回事。当我去看她时，她要我留下来。当她来看我时，要和葛特茹德一起来。每当我离开她时，她都趴着窗户往外看，当我在她伤心目光的注视下上车时，我感到心已碎。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没有给予她的不仅仅是她的一种愿望，而是她拥有这种愿望的权利。当我们离婚时，我们就骗取了她的权利，我们共同做了这件事，但我们的罪责并没有因此减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