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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时，王彦常在军中担任前锋，屡立战功。如建文二年（1400），朱棣在山东与盛庸对阵时，命都指挥朱荣、刘江，与内官狗儿率精骑三千夜袭。这次战役取得了“破其营，杀数千人，获马三千匹”，并俘获高级将领多人的战绩。建文四年（1402），在淮河流域的争战中，王彦或者与都督陈文筑桥济渡，或者与都督张武随朱高煦突击明廷的军队，与燕王胜利会师；或者在渡淮时与丘福、朱能率骁骑突袭敌营，取得了“尽获其战舰济师，驻南岸”的辉煌战果［12］。

朱棣即帝位后，为了稳定对东北的统治，在大约是永乐五年（1407）时，特派武功声威远播，比较熟悉东北情况的王彦镇守辽东，王彦遂成了首任辽东镇守太监，从此镇守辽东长达30年。成祖敕谕他的任务是：“与总兵官一同镇守辽东地方，整理城堡，操练军马，抚恤士卒，防御贼寇，遇有敌情，相机战守。凡一应大小事务，悉与总兵、巡抚等官计议而行。”并要“兼管神铳，与总兵等官相机使用”。还特别敕谕，“汝为朝廷内臣，受兹委托……务使地方宁靖，边人安业，庶称任使。”［13］所以给他的权力很大，职责也很重。

王彦在镇期间，除日常工作外，还曾护送朝鲜世子李入明朝朝觐。成祖数次远征大漠时，王彦都参与了作战行动，以永乐八年（1410）五月为例，成祖指派王彦参加军事行动，即达十次之多。永乐十二年（1414），王彦又随成祖出征瓦剌，这次他的哨马联络工作没有做好，成祖严厉斥责他“论尔之罪，重如泰山，是尔自取杀身之计”。但是，尽管如此，成祖仍然重用他。［14］永乐十五年（1417），成祖巡视北京，亦是命他“随驾”保护。此外，他还曾经调动六千个民到黑山开金矿，但是，三个月只得金八两，只好停采。［15］

仁宗即位，由于王彦与汉王朱高煦关系密切，又是曾与汉王一起诬陷太子朱高炽（即仁宗）的权宦黄俨的侄子，所以，为了防止他变成地方势力，将王彦召回北京。但是，宣宗时，由于王彦镇守辽东日久，情况熟悉，责任重大，不易找人替代，只得仍让他镇守，而且对他更恩宠抚慰。

王彦有妻吴氏，并拥有田园、盐引、奴仆、马匹等财产［16］。

王彦奉佛，任辽东镇监时，借迎送朝鲜之机，多次向他们大量索取厚纸，用以抄写佛经。又在辖区内大肆修缮和兴建佛寺，如重建普陀寺、端寂寺、兴福寺、天宁寺、仙宁寺，创建双峰寺、福田寺、玉泉寺、崇兴寺、普慈寺。正统年间调回京师后，以自己年将七十，为了“生有重信，没有所依归”，他又请求在昌平县桃谷口兴土木建寺，并得到允准。所建寺颇具规模，有三世佛殿五间，四壁均绘画诸天梵像。后有祖师二殿，天神护法各有所栖。有禅舍、斋堂、方丈室。左右有钟楼、鼓楼。后有藏经阁，内藏金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六百卷。正统五年（1440）寺建成后，敕赐号“广宁”，寿藏亦在其中。大学士杨荣还为之撰《敕赐广宁寺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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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昌盛

昌盛（1381—1438），神宫监太监，贵州都匀长官司人，可能是苗族或彝族人。

昌盛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入宫，时年十一岁，虽然年纪小，但侍奉太祖小心谨慎，甚得恩宠，所以成祖即位，立刻升他为长随奉御。

昌盛日在成祖左右，应对得宜，因此经常受到夸奖。永乐初年，交刚刚平定，需处理的问题很多，成祖屡屡派他前往办理，八次往返，都没有出现大的差错，成祖更加信用他。永乐十年（1412），成祖派他侍候皇太孙朱瞻基，就是后来的宣宗。昌盛侍奉朱瞻基十四年，小心谨慎，恪尽职守，所以仁宗很器重他。

宣宗即位，为奖赏昌盛多年来的辛劳，立即提升他为神宫监太监。宣宗每次御驾亲征或到此方巡视，都由他前导，处处表现出对他的信用。

宣德二年（1427）到八年（1433），宣宗多次派他与朝鲜籍的宦官尹风、白彦等人作为皇帝的特使，出使朝鲜，为他选取处女、善烹饪的妇女和海东青、土豹、海味等等。选处女的事，虽然在永乐时已开了先例，但毕竟为儒家礼法所不容，永乐时也只能以“贡药材”、“贡白纸”为代号，遮掩朝臣耳目，因此这时为了避免朝臣弹劾，他们都将这些进贡托称是“贡马”，以致朝中大臣鲜有知者。但是，这些事在朝鲜《李朝实录》中，都有详细记载。

昌盛事迹在明代史籍中记载不多，而且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在礼部尚书胡撰的墓志铭中，对他评价尤其高，说他“性行纯诚”，“累使朝鲜皆能宣布王化，使夷人悦服，朝贡者接踵于道”［18］。但是，在《李朝实录》中，记下的却是昌盛的另一面。

据《李朝实录》载，宣宗二年（1427），昌盛首次出使朝鲜时，便露出了贪财嗜利的一面，除了得到国王的赏赐外，还求索各种珍贵的土特产，以致“赏赐之柜但六，自己之柜百余”。［19］又恣行无礼，“辄鞭笞朝臣”［20］。所以李朝世宗说他“虽俘处女、假犬为名，实为谋利而来”。但朝鲜君臣畏惧明廷，认为这些宦官品质恶劣，难以理喻，又怕他“妄诉朝廷……为异日之大患”，所以不敢和他们相争，只有“忍辱，优待以遣”。于是昌盛更放肆地盗窃朝鲜官员珍宝，所过州县见有美物即取之，又随意夺民间马匹……来去自如，而朝鲜官员对他亦无可奈何。

对于这些情况，宣宗后来亦略有所闻，所以宣德四年（1429）曾谕李朝世宗：“朝廷遣人至王国中，王待以饮食足矣，毋遗以物。”并安慰他们说：“王父子敬事朝廷，多历年岁，逾久逾笃，朕所深知，非左右近习所能间也，王无虑焉。”［21］但是，这谕旨并未能堵住昌盛的贪欲，在宣德五至八年（1430—1433）他一再出使朝鲜，为宣宗索取海青、黄白鹰、土豹，并为辽东都司传诏换易耕牛时，都因为收不到大量贿赂的礼物，而“故为侵逼之计”，给朝鲜制造种种麻烦，让他们防不胜防。以至朝鲜抨击他为人“谲而不正”、“但求自己之私事”，从而通过昌盛等宦官在朝鲜的种种行径，评论明朝的政治：“自古天下国家之乱，由于宦寺，奉使而来者皆此辈也，则上国之政可知矣”。［22］所以《墓志铭》说他“内外驰名”，但实际上他驰的是恶名，他的行径损害了明朝的形象，已经给中朝关系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四、兴安（1）

兴安（1389—1459），安南贵族的后裔，幼年受过中华文化的教育，通文义。由于出身高贵，有学识，永乐五年（1407）被英国公张辅阉割了带回中国，送入明宫，当时他十八岁。

兴安进宫后，历事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宣德元年（1426）升长随奉御，掌管库藏出纳。宣德九年（1434）王景弘等下西洋归来，携回的宝货就是由兴安验收的。正统二年（1437），被差往苏、松、扬、泰各州清理盐法，兼选军士，并清理地方的疑案。由于诸事处置得当，回朝后被晋升为左少监，不久又升太监。并赐给蟒龙服，岁给廪禄，给予很高的礼遇［23］。正统十四年（1449）夏天，由于久旱不雨，怀疑是有冤狱所致，于是派兴安与内阁大学士王文审录刑部、都察院重囚，开了司礼太监主持会审的先例。

正统十四年（1449）秋天，也先入侵，在权宦王振的唆使下，英宗仓促亲征，出发前命王朱祁钰留守京师，政事与司礼太监金英、兴安，吏部尚书王直，驸马焦敬等共同处理。土木堡兵败，英宗被俘，中外震惊。王召集群臣商议战守，当时翰林院侍读徐（后改名有贞）倡议南迁到南京，遭到金英、兴安严厉斥责，他们一致支持于谦坚决抗敌，对保卫京师起了重大作用。当也先的部队进到德胜门外时，又是兴安和另一太监李永昌受命与武清伯石亨、兵部尚书于谦整理军务，开了内臣总京营兵的先例。而景泰初年，正是司礼太监金英犯了赃罪，屡遭朝臣指控的时候，所以兴安就成了最得帝宠、权势最大的太监。

也先俘获英宗后，本来以为拿着这一重要人质可以要挟明廷，可是，明廷已经另立新君，又认真作好防御；而蒙古内部又有势力因与明断绝了贸易关系，受到损失，而与也先有矛盾。也先无奈，只好与明廷议和，让明廷派遣使者前往接回英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