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倚剑歌激烈,万壑松声助幽咽,
世间泪洒儿女别,大丈夫心一寸铁!
(林景熙《读文山诗》)
13世纪末;我们的先辈林景熙写出“膝不可下头可截”;“大丈夫心一寸铁!”他的自由精神、特立独行的风骨;难道不值得我们回忆景仰吗?!
他们在权力剃刀边缘行走
一个雅典公民在干他自己的私事时
不会漠视公众事务……我们不是把那些对国家
漠不关心的人看做无害,而是看做无用;
而且,尽管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制定政策,
但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评论它。
我们并不认为讨论有碍于政治行动,
而是认为这是明智行动的不可缺少的首要条件。
——伯里克利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文天祥《正气歌》
这是一趟发现之旅,去追溯我们先民们言论勇气的源头,去发现自由和特立独行的精神怎样在岁月的河流中沉没、消失;这是一个关于古代世界的官员和文化人不畏强权、探索言论空间和极限的故事,他们因为大胆言论和上书,因为关心国家和同胞,而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仿佛行走在权力剃刀的边缘——这个故事,也可以称为古中国勇气与信仰的故事。
##跪着,但是有相对的言论自由
公元前178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罪,展示了一代明君的理性与宽容。汉文帝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疏通治理的道路,同时也接纳建言的人。现在的法律中有诽谤妖言之罪,这使众臣不敢尽情言说,而君主没办法听到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招徕远方的贤良之人?应该废除这条法令。老百姓有咒骂皇上的,官吏认为是大逆,要有别的言论,而官吏又以为诽谤。这是小民之愚昧无知,却要处死,我很不同意。自今以后,有触犯这条的不要加刑。”(《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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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3)
也就是说,至少从国家的法理上来说,言论的空间大大增加了,批评后被迫害的恐惧感大大减少了。比起秦帝国对言论的打压,汉文帝确实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闪耀人道主义光辉的统治者。当然,你可以质疑:帝国君王的旨意能落实到哪个层面,嘴上说的、文件上写的,与实际情况有多大反差?
公元前84年,孔僖、崔骃因在太学议论汉武帝而被人告发,说他们“诽谤先帝,讥刺当世”,孔、崔随即受到审讯。孔僖上书说自己只是“直说书传旧事”,汉昭帝下诏命令不要追究,还拜孔僖为兰台令史。不仅没有追究批评言论者的罪责,还给了他一个官职!
当我们为司马迁因言论被投入监狱,因无钱赎罪被阉割而悲痛的时候,也别忘记:在古代中国的黑暗中,也曾经有过人性的光芒,也曾经有言论相对宽松自由的时期。
汉帝国末年,朝政混乱,统治者的治理能力和鉴别力急剧下降,外戚与阉奴也时时在朝中把握权柄,正直之士面对黑暗的时政,表现出了极大的言论勇气,值得我们反复回味。
公元142年,汉帝国的朝廷委派八个使者去巡视社会风俗,这些人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知名老儒生。只有张纲年轻,职位和资历都浅。其余的人接到命令后就立即启程,而张纲却独自埋轮于洛阳都亭,说:“豺狼当道,何问狐狸!”他用埋轮表示了对邪恶的蔑视,看清了豺狼盘踞而拿狐狸开刀的荒谬。于是上书,指出大将军梁冀受外戚援引,元凶恶首,贪残无度,一心贪财,培养一群马屁之徒,陷害忠良,应该处以极刑。
要知道,那时梁大将军的妹妹是当朝皇后,正得到皇帝的宠爱,而朝中也遍布梁家的人马。这篇上书让京师震动,皇帝虽然没有采用,但也没有加害上书的人。大将军当然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收拾张纲,只能下绊子给张纲穿小鞋。这时正好广陵张婴等人起事,杀刺史、聚众数万人。梁大将军暗示尚书,任命张纲为广陵太守,想借机攻击陷害他。
张纲不仅有勇而且有谋,他单车到广陵上任后,只带吏卒十几人直接来到张婴的阵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张婴投降。张婴哭了,说:“边远愚人,不堪官吏的压迫欺侮,聚集在一起,苟且偷生,好像鱼游釜中,只喘一口气罢了。”随后,张婴带着一万多人投降了。一年后,张纲在任上死去,老百姓扶老携幼,前去郡府哀悼的人不可胜数。
汉顺帝的时代,帝国虽然已经开始衰微,但是仍不乏明智的官吏为开放的言路而鼓与呼。有一个名叫赵腾的人上书说灾变,讥刺朝政,皇帝把写给自己的信批转到有关部门,管事的人把赵腾等人逮捕起来拷问,东汉顺帝牵连了八十多人,罪名都是诽谤朝廷的言论罪,有关部门还准备给这些人施以重刑。这时朝廷重臣张皓先生致信给皇帝劝谏道:“我听说尧舜设立敢谏鼓,三王设立诽谤木,《春秋》采好事、写恶事,贤明的天子,不加罪于草野的小民。赵腾等人虽然与朝廷的意志拧着,没有统一思想,但他说话是想尽忠提建议。如果这样也会被诛杀,那么提建议、提不同意见的源头就会被堵塞,这不是弘扬道德以做天下人表率的方法。”《后汉书》记载,皇帝竟然感悟,而减了赵腾的死罪一等,其余的人只判了两年的监禁。
这是汉帝国时代的言论空间,因皇帝个人的秉性气质与好恶而伸缩。